[摘要]宋孝宗为何在宋高宗去世之后，立刻禅位给自己的儿子赵惇？说起来，宋孝宗之所以要禅位，那可真的是“一把辛酸泪”。禅位这种事，对于古代皇帝来讲，除非是迫不得已，一般是...
宋孝宗为何在宋高宗去世之后，立刻禅位给自己的儿子赵惇？
说起来，宋孝宗之所以要禅位，那可真的是“一把辛酸泪”。
禅位这种事，对于古代皇帝来讲，除非是迫不得已，一般是很少有人愿意主动禅位的，毕竟，当皇帝的滋味，可要比太上皇爽的多。
但是在大宋朝，禅位且还是主动禅位的却屡见不鲜，不仅北宋有，南宋同样也有。
比如北宋的宋徽宗，就是禅位给了儿子宋钦宗，而到了南宋，先是宋高宗赵构禅位给了养子宋孝宗，紧接着，宋孝宗赵昚又禅位给了儿子宋光宗。
其中，宋高宗之所以要禅位，就是在南宋遇到危险时，想撂挑子当一个富贵闲人，他的做法和初衷，与当年的宋徽宗如出一辙。
这种临危反而退却，甘心去当“鸵鸟”的禅位，虽可耻，但也“情有可原”。
但宋孝宗的禅位，就令人颇为不解了，要知道，孝宗在整个南宋的皇帝里，还是能称得上首屈一指的，继位之初，又是平反岳飞，又是主张北伐收复故土，足以说明，他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皇帝。
可是，为何像孝宗这样充满抱负，且一心想重振大宋雄风的皇帝，依然最终还是主动禅位给儿子，自己选择退居二线呢？
实际上，宋孝宗禅位的核心因素，可以概括为三个字，即“玩不转”了。
为什么会说宋孝宗因为“玩不转”了才会主动禅位的呢？我们可以用一句点评南宋高宗时代、孝宗时代的经典话语，来展开这个话题。
“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却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却无恢复之臣。”
这句话的意思，十分明显，就是说，宋高宗赵构在位期间，朝中不乏有能力重整山河的文臣武将，但奈何赵构一心想当鸵鸟，绍兴和议是他最高目标，正是因为有这样甘心偏安一隅的君主。所以，终高宗一朝，南宋始终无法彻底打开局面。
而在孝宗一朝，孝宗本人颇有抱负，一心想恢复旧山河，但可惜的是，缺乏相应的人才支撑，加上孝宗空有心志，却志大才疏，因此，壮志未酬便是其最终结局。
而这背后令人叹息的一切，还得从孝宗接过权力的那一刻说起。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宋高宗赵构正式禅位，皇太子赵昚于当年六月登基，是为宋孝宗。
继位之初，孝宗就展现出力图振作，恢复中原的远大心志。
比如他为了鼓舞士气，收拢人心，在他继位的第二个月，就开始着手为岳飞平反，同时启用当初因主战而被罢黜的多名官员，比如张浚、陈康伯、虞允文等
除此之外，他还厉行整军备战，疏远那些一心想求和的大臣，总之就是，在宋孝宗继位初期，南宋整体迸发出一种决心收复故地，且上下均斗志昂扬的气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孝宗组织了著名的“隆兴北伐”。
这次北伐，孝宗花了大量的心思，同时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比如军力，就集结了八万余人，要知道，一次性集结这么多人的对外战争，在南宋可谓是屈指可数。
而孝宗的意思是，想借助此次北伐，收复故地，重整山河。
理想是好的，但现实却是残酷的，孝宗虽说有远大的抱负，但是他身上却有两个缺点，第一是没有什么战略眼光，第二则是不能识人。
而这两点，对于一个想在对外政策上做出点成绩的领导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首先先说他没有战略眼光，严格来讲，在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他组织的这场隆兴北伐，并不是最恰当的时机，当时的南宋，不仅岳飞已死，同时南渡时的重臣宿将，如赵鼎、韩世忠、刘琦等，要么死，要么老病。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即是吴璘，可惜他远在西陲坐镇，不足以改善全局。
不仅如此，由于秦桧活着时，对岳家军乃至整个南宋的军队，都进行了一番清洗，因此，孝宗继位时的南宋军队战力，已经远不是曾经综合军力不次于金国的南宋了。
在这种情况下，盲目的发动对外战争，并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孝宗看不清这一点，他自认为军民上下一心，就可以抗衡金国，所以，就在他登基的次年，忙不迭的就发动了隆兴北伐。
而说到不识人，这才是最要命的。
如果隆兴北伐，能有一个相对能力较强的主帅，也不是不能打，但是，孝宗却把主帅之职，交给了前文提到的张浚。
张浚是什么人？要知道，当初在建炎三年，张浚作为主帅，手握步、骑共18万宋军，且麾下不乏有良将，但结果，却搞出来一个大溃而逃，最终让金国大获全胜。
这就是南宋初期，令人极为饮恨的“富平之战”。
还有，在绍兴七年，同样还是张浚，不顾岳飞等人的苦心劝阻，硬是“成功促成”了郦琼、靳塞等宋军将领，带着手下的三万余人，又裹胁沿途士民共十万余人形成兵变，一举摧毁了已经形成的大好局面。
这样的人，宋孝宗居然还让他担任隆兴北伐的主帅，其结果，可想而知。
也正是没有战略眼光，以及不识人，加上碰到了当时金国完颜雍这样颇有能力的君主，所以最终，隆兴北伐果然“玩砸”了。
而玩砸之后，对宋孝宗的打击极大。
一方面，是他初登大宝，就遭遇如此惨败，让他脸上无光，而另一方面，因为失败，南宋不得不重启对金媾和的路线。
这就让满心想干出一番事业的孝宗十分难受。
而这还是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曾经的主和派，逐渐重新活跃于朝堂，而对此，孝宗也无可奈何，甚至迫于形势，还不得不启用主和派。
在这种情况下，虽说朝堂上依旧存在有主战派的声音，但是宋孝宗却因为一次失利而变得畏首畏尾，最终整体思路也开始倾向于主和。
因此，在他的主导下，南宋于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十二月，重新与金国达成和议，史称“隆兴和议”。
隆兴和议的主要内容，是将金、宋两国的关系，由原来的君、臣调整为叔、侄，另外，对于南宋收复的地区，要重新归还给金国，至于岁贡，则改称为岁币，由原来的每年银25万两、绢25万匹，变更为如今的年银20万两、绢20万匹。
可想而知，在隆兴和议达成之后，宋孝宗的心情会是如何，应该不仅仅有屈辱和愤怒，更多的还有壮志未酬的悲凉。
当然，即便是隆兴北伐失败，宋孝宗也没有像他的养父赵构那样，去甘心做一个鸵鸟，他在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依然想努力做一个好皇帝。
比如他经常检阅军队，亲自监督士兵操练武艺，始终不忘北伐之志，曾经还一度重新燃起北伐热情。
另外他对于内政是一把好手，尤其是重用大臣虞允文，君臣二人联手，一度让南宋出现法治清明、政风宽和的局面。
南宋历史上难得的太平盛世“乾淳之治”，就是在宋孝宗手里出现的。
但是这些成就，并不是真正能让孝宗满足的，他最大的愿望，最希望达成的功业，依然是北伐收复旧地。
但可惜的是，他的手下人里面，着实找不出一个能当此大任的人。
比如在他再一次重燃北伐之志时，有意想委任以主战著称的右相蒋芾为主帅，甚至直截了当的对蒋芾提出，希望他能抓紧筹划有关北伐的事宜。
但结果，到了这个时候，蒋芾一改曾经的主战风格，反而对孝宗提出，“天时人事未至”，劝其打消北伐的主意。
蒋芾的反应，着实令孝宗大失所望，一怒之下，下令免去蒋芾之职。
之后，孝宗又多次启用主战派的大臣担任宰相，但这些人均是在真正要定夺北伐相关事宜时，全都打了拖堂鼓，这就让孝宗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唯一始终坚持和孝宗站在统一战线，且一直主战的大臣就是前文提到的虞允文，但可惜的是，虞允文仅在拜相五年后便病逝。
自此，再无人愿意与孝宗同心同德的商议北伐大计。
隆兴北伐的失利，以及隆兴议和的达成，本身就极大的打击了孝宗的锐气与积极性，之后大臣们的士气低落，只想着求安稳，不愿北伐的心态，更是挫伤了孝宗的内心，加上亦君臣亦知己的虞允文病逝，终于让孝宗的所有精气神，都耗费的一干二净。
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而然的生出了禅位的想法。
这就好比，我们在进行一项工作时，刚开始满怀信心，又是给自己打气，又是鼓舞下属，但结果，因为各种因素，比如对工作的困难性预估不足，最终导致该项工作以失败而告终。
并且，下属中也基本没有愿意继续表示支持的，反而唱衰的不乏其人，这么一来，大部分人都会没有了刚开始的心劲儿。
当然，也有那种心志坚韧的人，在面对诸多困难的情况下，继续迎难而上，寻求破局的办法，但可惜，宋孝宗不是这种心志坚韧的人。
所以，他失败，并有了禅位退出的想法，也就不奇怪了。
平心而论，宋孝宗是一个南宋时期里，难得的好皇帝，但是，作为一个皇帝而言，仅一个“好”字是万万不行的，虽说他在位期间，军事行动的失败，以及朝局上出现的问题，责任不完全在于他，但是，他空有大志，却无相匹配的能力，也是造成这种结果的最大根源。
也正是因为如此，宋孝宗其实活的十分憋屈，他心中有重整山河的执念，也不甘心当一个平庸之主，但奈何才具能力更不上，最终功败垂成，不得不饮恨终生，这才是让他最痛苦的地方。
所以，在看明白这一切之后，也深知重整山河、收复旧地是一种奢望之后，宋孝宗于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正月，正式禅位给了自己的儿子赵惇。
实际上，宋孝宗早就有了禅位的想法，比如在1187年，也就是宋高宗刚病逝之际，他就命太子赵惇参政，之后更是命太子负责人事调动，逐步开始下放权力。
而拖到1189年的原因，无非是因为在此期间需要权力过渡而已。
至此，曾经满怀壮志的宋孝宗，终于卸下了身上的担子，就如同一个泄了气的气球一样，准备开始退休生活。
但他的退休生活，却远不如他养父赵构那样惬意。
要知道，当初赵构在退位之后，着实是潇洒自在的活了二十多年，期间，宋孝宗对他可谓是有求必应，尽可能的依着赵构的心情来，真的是极为孝顺，不然他也不会有“孝宗”这个庙号。
但到了孝宗退休后，他的儿子赵惇，却十分不孝顺。
最明显的一点，是赵惇经常不去主动看望宋孝宗，有时候几个月都不见一面，这背后也有他的皇后李氏的影响，因此，孝宗常常郁郁寡欢。
到了孝宗病重之际，自知即将不久于人世，就告诉身边的大臣，想再见儿子赵惇一面，结果赵惇依然不去。
甚至在当时，有大臣拉着赵惇的衣袖，苦苦哀求他去见孝宗最后一面，但赵惇奋力挣脱，以至于衣袖被撕烂，最终还是扬长而去。
就这样，宋孝宗赵昚带着满心的遗憾，于1194年6月病逝，享年六十八岁。
总结一下。
宋孝宗是个好人，并且在内政上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是，由于他志大才疏，加上臣子不给力，最终导致他在外战上失利而饮恨终生，而他之所以主动禅位给儿子，原因便在于此，而按照他儿子赵惇的表现来看，宋孝宗也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所以，这就是为何会说宋孝宗一生都活的很憋屈，对外，壮志未酬，对内，儿子不孝，这样的人生，真可谓是“闻者落泪、听者伤心”。
宋孝宗为何在宋高宗去世之后，立刻禅位给自己的儿子赵惇？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南宋高、孝、光、宁连续四任君主在世即行禅让，而且是完全的放弃权力的禅让。这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绝无仅有，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一、高宗内禅
宋高宗一味求和，却遭金主完颜亮毁约南侵，使他的求和政策丢尽了脸面,绍兴三十年二月他返回临安,五月,他就下诏宣布决定禅位,正式立赵玮为皇太子,改名赵眘。他对宰执声称:“今老且病久欲退闲。”而实际上,他退位后还活了二十五年,禅让这年仅五十六岁,身体十分健康。
高宗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这一决策的:让一个听命自己的继承人早点替代自已处理朝政,既省得自己政事烦心,又能够进一步换取他的知恩图报,自己既可以安享尊荣,又可以在适当时候以太上皇身份左右大局，禅让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
这年六月,举行禅位仪式,新皇帝就是孝宗,高宗以太上皇移居德寿宫。在禅位仪式上,高宗接见群臣时说了一句出自内心的自我评价:“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
孝宗是南宋最想有所作为的君主,也是南宋唯一志在恢复的君主。即位第二个月他就正式为岳飞冤案底平反朝野人心为之一振。他对秦检构陷的其他冤案也进一步作出处理,李光、赵鼎等去世的受害者,都恢复名誉。抚恤子孙张浚、胡铨、辛次膺等健在者都受到了重用。他继续任用高宗末年那些坚持抗金、政绩卓著的大臣,陈康伯、虞允文、张焘等都成为新班底的核心。
宋高宗禅位以后退居德寿宫,时称北内,每月零花钱就是四万贯,是当时太师等最高月俸的一百倍。每年四十八万贯支出, 还不包括德寿宫的日常开销。每逢生日,孝宗还得孝敬寿礼，银 五万两、钱五万贯是最常规的进献。
孝宗对太上皇可谓是竭尽孝道,不仅在物质生活上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种种欲望,即便在治国大计上也往往委曲求全,庙号孝宗确是名至实归的。 太上皇在禅位后还悠闲滋润地活了二十五年,淳熙十四年 (1187年)以八十一岁高寿一命归西。
明清之际王夫之在《宋论》里有一段话,可以移作对高宗其人的盖棺之论:“高宗忘父兄 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称臣于骄虏,而无愧怍之色;虐系功臣遂其猜防,而无不忍之心;倚任奸人,尽逐患难之亲臣,而无宽假之度。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乐。滷滞残疆,耻辱 不恤。”
对高宗的死,孝宗表现出深切的悲痛。他一反君主守丧以日代月的旧规,坚决要为太上皇守三年之丧。其中虽有尽孝报恩的因素,但最关键的还是他对朝政已深感倦劳,不再是隆兴初政时那个雄心勃勃的宋孝宗。
二、孝宗内禅
宋孝宗锐意恢复,王夫之说他是“怨不可且夕忘,时不可迁延失”,已到了心心念念的地步。隆兴和议决不是宋孝宗期望的结果,却是他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他在准备用武力恢复中原的同时,也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向金朝索取更多的东西。
乾道元年(1165)四月,金朝报问使入见,孝宗要求按金主亮南侵后的敌国之礼,由阁门转呈金使的国书。金使不同意,坚持按绍兴和议的旧仪,由宋朝皇帝在殿上亲自起立从使者手中接受国书。双方僵持多日,最后由太上皇发话,孝宗不得不遵循旧例,但内心更感屈辱和愤怒。
虞允文是孝宗前期抗战派代表,他的去世,对孝宗北伐大计是个沉重的打击。孝宗的统治也大体以此为界分为前后期。前期,孝宗在乾道二年、四年和六年,先后举行过三次大规模阅兵,以鼓励士气,振奋民心,锐意恢复,矢志北伐。
但允文一死,孝顿失支持,虎虎锐气逐渐消退,守成的幕气占据上风。他把主要的心思放在了控制朝政、掣肘宰相上。
淳熙十四年(1187年),太上皇宋高宗终于去世,孝宗还做了两年皇帝,但他却无复当年的锐气,暗中打算着禅位给自己儿子了。
后人以恢复论其父子道:“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说得不无道理,高宗无意恢复,但岳飞、李纲、张浚都以恢复为已任;孝宗志在恢复,仅一个虞允文也中途而殁。历史的机遇并不是尽如人意的。
宋孝宗有三个儿子,长子赵愭,次子赵恺和三子赵惇,都是原配郭皇后所生。他即位以后,久久未立太子,大概一是忙于隆兴北伐,二是免得引起太上皇难以言说的不快,三是对三子颇有属望却不便操作。
乾道元年(165年)四月,赵惇率先得子,两个月后,赵愭才生下儿子。赵惇为皇嫡长孙的名分暗中较上了劲,孝宗这才不得不立长子赵愭为皇太子。岂料赵愭命蹇,两年后一命呜呼。
其后东宫虚位四年,按立长的常规,理应立赵恺,但孝宗实在看好赵惇。乾道七年,孝宗断然越位建储,立赵惇为皇太子。淳熙七年,赵恺病死,孝宗问心有愧,却譬解说当年越次建储正因为他“福气稍薄”。赵惇做稳了皇太子,迫不及待地企望孝宗早日禅位给他,但孝宗还不打算放手。
太上皇去世,孝宗渐生倦息之意,让太子参决朝政。淳熙十六年初,孝宗正式禅位给皇太子此即宋光宗。
据推测,孝宗之所以决意退位,另一原因是这年正月,金世宗的皇太孙完颜璟即位,此即金章宗,而按隆兴和议,年过花甲的孝宗得尊年仅二十来岁的章宗为叔叔,这是其强烈自尊心所无法接受的。
禅位以后,孝宗改高宗原先退居的德寿宫为重华宫,移住其中也当起了太上皇。他期望光宗也像自己对待高宗那样,让他颐养天年。
但孝宗也并不甘心完全放弃对朝政的内控,禅位前安排自已信得过的老臣周必大出任左相,作为一种平衡,光宗潜邸旧臣留正为右相。光宗一上台,就不愿再受太上皇摆布,提拔亲留怨周的何澹为谏议大夫。何澹上任,首攻周必大,光宗顺水推舟将其罢相,升任留正为左相。
三、“精神病皇帝”宋光宗
光宗即位次年,改元绍熙。史称绍熙初政,“宜若可取”,实际情况是言过其实。光宗虽多次下诏求言,却是只做听众而缺少行动,有臣下一针见血地说他“受言之名甚美,用言之效无闻”。在任用台谏上,他既出于私心选用了何澹,也严加甄选,任命了刘光祖、彭龟年等人,可谓正邪并用。减税、节用、理财之举,或杯水车薪,小惠未遍,或有始无终,言行不一,总体上无甚可取。
另一方面,光宗初政,有违明君之德的嗜好却逐渐暴露。他对优伶歌舞,市井段子,特感兴趣,召来演出,乐此不疲。原先就嗜酒,如今更是饮宴无度。虽说是后宫生活,却没有不透风的墙。
太学生余古知道了,就趁着下诏求言,在封事里以酒池肉林的商纣王和宠呢伶官的唐明宗作为类比,进行劝谏。光宗再也顾不得维护纳言好谏的形象,怒之下,将这个太学生押送筠州,让他边受监管边学习。
当年高宗听信道士皇甫坦鼓吹李风娘“当母天下”,为还是恭王的光宗定下了婚事。婚后才知道她是一个妒悍多事的女人。册立为太子妃后她容不得太子身边宫女的增多,一再到高宗与孝宗夫妇面前告状,孝宗让她学点后妃之德,同时警告她如果只管与太子争吵,宁可废掉你!
册立为皇后以后,凤娘更是目中无人,有一次竟然话中有话地讥讽太上皇后谢氏与孝宗不是结发夫妻,气得孝宗把老臣史浩召来讨论废删事。史浩从稳定政局出发,以为决不可行,废后之事这才作罢,但双方关系却充满了火药味。
光宗只有一个儿子,时封嘉王,是皇位理所当然的继承人。留正劝光宗早日立储,光宗就去找太上皇,不料孝宗对他说:“当初按例应立你二哥,因为你英武像我,才越位立你。而今你二哥的儿子还在。”意思很明白,赵愭绝后,皇位应该再回到赵恺一脉。
孝宗这一安排原因有二:其一,弥补对赵恺的歉疚心理;其二,他发现嘉王“不慧”,而赵恺之子嘉国公赵柄早慧。光宗在大义与情理上不能回驳太上皇,内心却是老大的怨怼,父子关系划出无法弥合的裂痕。
李皇后知情后,决定亲自出面为儿子争回皇位继承权,她在一次内宴上向太上皇发作:“我,是你们堂堂正正聘来的;嘉王是我亲生的。为什么不能立为太子?”太上皇勃然大怒,光宗默不作声。
不久,太上皇知道光宗心脏不好,搞到一张秘方,合了一丸药,准备在光宗来看望时给他。李凤娘知道后,竟挑唆光宗说“太上皇打算废掉你,准备给你服的那丸药,就是为了好让嘉国公赵柄早点继位。”光宗信以为真,不去见孝宗,把原先规定的每月四朝的约期也抛诸脑后。
光宗的妃嫔多起来,碰上李凤娘却是个悍妒的醋坛子。一天,光宗洗手,见端盆宫女的双手白如凝脂,嫩似柔荑,大为愉悦。几天后皇后送来具食盒,装的却是那宫女的双手。李凤娘对光宗最宠爱的黄贵妃早想下毒手,就趁绍熙二年光宗祭天不住后宫的机会虐杀了她,再派人到祭天斋宫报告黄贵妃“暴死”的消息。因为祭天大礼,光宗不能赶回后宫看个究竟,他也深知凤娘的歹毒,只是哭泣个不停。
事也凑巧,次晨祭天时猝不及防发生了火灾,转瞬间大雨冰雹劈头而下,虽没把光宗烧死。但诸多变故交织在一起,他以为自己获罪于天,吓得神经从此失了常。
直到绍熙三年春天,光宗才能勉强升殿听政,但也经常目光呆滞,精神恍惚。他的病情时好时坏,还有点周期性,岁末年初比较稳定,偶而还去朝见太上皇,开春到秋末神志就基本不正常。
理智清醒时,他还想做个明君,曾为自己能把陈亮由礼部奏名第三擢为第一而喜形于色。但昏政已司空见惯,蜀帅吴挺死了半年,他还固执地以为活着而不派新帅。绍熙二年岁末以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南宋王朝就是由这样一个精神病患者君临天下。
光宗一年里犯混的时候多,那时他绝对不愿去朝见太上皇,孝宗不同意立嘉王的旧症结,使他疑虑与妄想父亲要废黜或加害自己。这事在臣下看来事关君德与孝道,于是近臣口敝舌焦的谏诤,外臣连篇累牍的奏疏,都劝谏光宗过宫朝见太上皇。
有时,光宗在压力下,勉强答应某日过宫,届时侍卫仪仗全体出动，阖城百姓驻足翘首,他却出尔反尔,酿成一次次过宫风波。
四、光宗“内禅”
绍熙五年初,太上皇逐渐病重,起居舍人彭龟年叩首苦谏过宫探病,额血渍红了龙墀,也没能感动他。从太上皇犯病到去世,他竟一次都没有去过北内。个别得睹“天颜”的大臣不敢说出病相,无缘得睹“天颜”的士庶军民却被光宗的所作所为所激怒。
叶适建议宰相留正将光宗病状遍告群臣,免得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轻议君父”,留正却以为人臣决没有对皇帝说“你有病的道理,听任人心浮动,政局动荡。
六月,孝宗去世,光宗拒绝出面主丧。大丧无主,是前所未有的人伦大变,社会变乱随时可能发生。宰相留正与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率群臣拉住光宗泣谏,衣裾为裂也无济于事,朝臣们都手足无措。
高宗皇后吴氏自高宗死后一直与太上皇孝宗同住重华宫,她年已八十岁,却能处变不惊,命宰执赴重华宫发丧。留正、赵汝愚请她以太皇太后之尊垂帘听政,她不愿背上女主干政的恶名,只同意代行祭奠礼,并向外宣布“皇帝有疾,可在南内服丧”,以遮掩朝廷体面,平息朝野义愤。
这种局面不能长久继续,留正便奏请立储,岂料光宗在这问题上也出尔反尔,先是斥骂留正“储位一建就会取代我”;继而御批“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却又不明确指示究竟立储还是禅让,让宰执无所适从。留正迷信自己流年不利,在一次上殿时扭伤了脚脖子,误以为不祥之兆,光宗给他的御批中又有语义含混的责备语,他便撇下了棘手的政局,乘上肩舆逃遁出城了。
这一消息更令朝臣都民惊骇惶恐。工部尚书赵彦逾以山陵使来向赵汝愚辞行,建议他当机立断,根据“念欲退闲”的御笔 。出来主持大计,成就上天付予的一段事业。汝愚被说得忘情,脱口道:“是啊,几天前梦见孝宗授我汤鼎,背负白龙升天。”二赵计议已定,赵彦逾去做殿帅郭杲的工作,以取得宫禁卫队的支持 ，这是专制君主制下宫廷政变的关键。
赵汝愚让知阁门事韩侂胄去打通太皇太后吴氏这一关,没有她的首肯就名不正言不顺。 侂胄是名臣韩琦的曾孙,其母与吴氏是亲姊妹,其妻是吴氏的侄女。不过,侂胄平时也不能随便见吴氏,他托人传话,吴氏传谕汝愚“要耐烦”。但局面不容一拖再拖,汝愚让他再去提议内禅。
侂胄进退无路,走了原重华宫领班内侍关礼的路子。关礼声泪俱下地向吴氏哭诉局势的严重,吴氏终于传谕汝愚,决策内禅。 次日,是孝宗大丧除服的日子。嘉王赵扩由王府直讲彭龟年陪同在军队护卫下来到北内。赵汝愚则先命殿帅郭杲率卫士赴大内请来传国玉玺,自己与其他执政率群臣也来到北内孝宗灵柩前,向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吴氏建议立储传位 。
吴氏命赵汝愚宣布皇子嘉王即皇帝位,尊光宗为太上皇帝。 嘉王听了,绕着殿柱逃避不止,连说“做不得”,吴氏大声喝令他站定,亲自取过黄袍给他穿上。 嘉王在韩侂胄、关礼的挟扶下侧坐在御座上,仍自言自语道:“我无罪。恐负不孝之名。”汝愚早率群臣跪拜了新君,他就是宋宁宗。次日,吴氏撤帘还政。在她的主持下,南宋王朝度过了一次皇位传承的危机。
一场老皇帝缺席、新皇帝勉强的内禅礼终于收场。至于太上皇光宗,其后病情更重,清醒时,他不能原谅儿子夺了自己的皇位,拒绝见宁宗;恍惚时,他疯疯癫癫满官禁乱跑,宫女内侍私下里都叫他疯皇。退位以后,他还活了六年,庆元六年(1206年)去世。
孝宗选他做继承人完全是决策错误。他以精神病患者而君临天下达两年半之久,最后造成政局动荡而群臣一筹奠展,凡此都深刻揭示了君主专制的非理性。
高孝光宁四朝,内禅倒有三次,历史似平一再重演。但比起绍兴、淳熙内禅来,绍熙内禅实际上是在迫不得已情势下的皇位更代,意味着其后的南宋王朝,连浮架内禅那种表面的人君之德和升平之象都难以为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