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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栏目: 百科 日期:2023-01-15 16:00:31 浏览量(来源:小秦

    [摘要]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曹操的经历就很具代表性,他给我们揭示了两大秘密:权臣为什么会夺位?权臣夺位的条件是什么?这两大秘...

    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曹操的经历就很具代表性,他给我们揭示了两大秘密:权臣为什么会夺位?权臣夺位的条件是什么?这两大秘密就是一把钥匙,它可以告诉我们宋朝以后“权臣篡位”现象消失的原因。

    在打败袁绍统一北方之后,曹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以孙权和刘备为首两大割据势力,给他扣了一顶大帽子——托名汉相,实为汉贼!

    其实不光是敌对阵营,即便曹营内部也出现了思想波动。有人揣摩曹操有取汉而代之的念头,便提出“加九锡”的议题,比如董昭;也有人维护汉统,与曹操产生了裂痕,比如荀彧。

    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写下了著名的《述志令》。

    在这篇文章中,曹操阐述了个人的政治抱负和远大理想,其宗旨可以用一句大白话概括:俺老曹的毕生所愿就是匡扶汉室,还天下一个朗朗世界,俺不是汉贼,俺没有野心。

    他说,俺年轻的时候有点小自卑,因为出身问题总担心被人笑话,所以将人生的最高目标定为“郡守”,能够造福一方,获得天下名士的认可就心满意足了。

    后来呢,一不小心当了都尉、典军校尉,于是便想建功立业,希望能出任镇西将军,以功封侯,将来我的墓碑上能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俺就含笑九泉了。

    再后来,董卓作乱、黄巾军泛滥,俺跟他们掐架,又一不小心把自己练成了大军阀,还干掉了袁家兄弟、刘表、公孙瓒等人。

    如今天下三分,俺的志向是当周公,替大汉扫平宇内,还天下一个太平盛世。所以,老少爷们,俺真的不是汉贼呀。

    曹操的这篇文章写得极有气势,也迷惑了很多人,但我认为这是一篇“洗地文”。

    权臣夺位的动力:内部驱动与外部驱使

    曹操真的是大汉忠臣吗?扯淡,他要是忠臣为何要虐杀董贵人、伏皇后、皇子?他要是忠臣又为何要把汉献帝欺负得跟孙子似的?

    当年汉献帝曾经愤愤不平地对曹操说:“你要是真心匡扶汉室,就还政于我,你要是想做天子,那就杀了我。”

    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曹操残害,汉献帝只能对大臣们哭诉:“天下有这么对待皇帝的吗?”

    所以,《述志令》就是一篇言不由衷的洗地文,但它却告诉我们一个秘密,即权臣为何很难逃脱对皇位的觊觎?

    简单来说,权臣夺位是个人的欲望膨胀,和外部势力的利益捆绑推动,这两股力量的“双轮驱动”下的结果。

  • 1.内部驱动

    人天生就是被欲望驱使的动物,尤其是对权力,没几个人能做到“拿得起放得下”。尤其是对身处高位的权臣,基本上都是“春蚕到死丝方尽”。

    这里既有权臣个人的物欲原因,也与他的理想和抱负有关。比如曹操,他要是还政于汉献帝,统一天下的决策听汉献帝还是听他的?如果听汉献帝的,万一跑偏了草草岂不是只能扼腕痛惜、顿足捶胸?

    再比如王莽,他如果不通过改朝换代清洗掉旧势力,土地兼并和奴隶激增等问题怎么解决?

    权臣的这个内动力可谓鱼龙混杂,不是用好坏简单评述,正是这种复杂性,必然造成一个结果:但凡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家,一定会更珍惜权力。

  • 2.外部驱使

    权臣是个体,但权臣的权力基础却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没有拥护势力就不存在所谓“权臣”。当然,这个庞大的拥护势力也绝不是凭空得来的,权臣必须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

    也就是说,权臣与拥护势力之间是一种利益深度绑定的关系,这就注定权臣的施政方针必然受到拥护势力的影响,甚至掣肘。

    我们还是以王莽为例,当初王莽集团内部有两种声音,一种主张王莽当“周公”,在大汉的旗帜下改革,另一种则认为大汉没救了,主张王莽“代汉”,重建天下秩序。

    后来两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代汉派”占了上风,王莽因此被推上了皇位。

    可见,所谓“篡”绝非权臣的个人意愿,外部的驱使力量远比内动力要强大得多,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权臣夺位的关隘:豪门政治与庶族政治

    光有“双轮驱动”,权臣夺位的动力还远远不够,一个王朝的政治模式决定了权臣的“马力”。

    曹操就是典型的“动力不足”,因为他所依赖的仅仅是持相同政见的“个体”,而他面对的敌人却是“豪门集团”。

    曹操掌权后,提出“唯才是举”,他甚至认为,只要有才能,哪怕品行有欠缺也可以用。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对维持了四百年的两汉“察举制”的一次彻底否定。

    “察举制”是既“世卿世禄制”后,更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很可惜,到了汉末,这种制度沦落为豪门集团的内部游戏,出身低微的人根本得不到“察举制”的阳光普照。

    人才选拔的不公,势必导致受益群体的堕落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曹操的“唯才是举”无疑是在豪门集团的心脏里捅了一把刀,包括荀氏、陈氏、司马师、孔氏等家族,必然与曹操走向对立面。

    曹操没能穿上龙袍,根源就在这里,不是他不想,而是强大的豪门集团将他拦在了龙椅下。

    曹丕能上位,就是因为抛弃了“唯才是举”,取而代之的是陈群的“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从法律上承认了豪门集团的特权,于是豪门集团鼓掌将曹丕送上了龙椅。

    这种结构一直维持到隋朝,随着科举制的诞生,豪门集团逐渐失去了“拼爹”的资本。但唐朝在打击豪门和推行庶族政治上出现反复,唐玄宗时期又回到了豪门政治的时代。

    因此,权臣要想夺位,必须要获得豪门集团的加持。

    自宋朝起,权臣生存的政治基础被铲除了

    如果我们将朝政大权做一个划分,可以划为皇权和相权两大类,两大权力机构相互支撑又相互掣肘。当皇权远胜于相权时,就叫“皇权独裁”,当相权压过皇权时,就叫“权臣当道”。

    以五代十国为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大体上可以归为豪门政治时代,在此之后,中国进入庶族政治时代,而五代十国就是豪门政治的粉碎机。

    科举制虽然从隋朝就已经开始,但它仅作为选拔制度的一类,豪门集团凭借门第优势,在读书、做官、荫封,以及集团内部的利益交换方面,依然占据绝对优势。

    而宋朝的科举几乎是人才选拔的唯一标准,从而斩断了豪门集团“拼爹”的根子。

    自宋朝开始,读书人不分职业、无论出身,都可以报名参与科举。同时,随着儒学的传播,家学、门学的藩篱也被拆除,各种官办和民办的学校蓬勃发展,再加上宋朝给予文人士大夫的超高待遇,促使科举制度迅速完善。

    由此,庶族阶级迅速崛起,成为政治主流。而庶族阶级的政治遗产是没法留给下一代的,这就从根子上铲除了豪门滋生的土壤,“富不过三代”成了常态。

    另外,唐宋的宰相制度分化了相权,让外朝失去了一个能够长期霸占相权的基础。这个结果造成相权逐步“空心化”,宰相们的相互争斗,又让他们失去了代表外朝权力的可能性,更无力对抗皇权。

    宋朝重文轻武,将武将的权力压缩在军事执行层面,且要受到种种限制,彻底铲除了武将掌权的可能性。

    总之一句话,自宋朝开始,相权巨头没了,宰相们只能看皇帝的脸色行事,而皇帝则成了唯一的巨头。

    个别能踩倒同僚的小巨头们,也无法获得庞大的势力拥护,能不被别人踩、不被皇帝踢就算烧高香了,想染指皇权?做梦吧。

    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自汉开始,到宋代建立之时,强臣夺位是改朝换代最常见的方式。

    西汉禅让于王莽,东汉禅让于魏,魏禅让于晋,晋禅让于宋(南朝),宋齐梁陈,也都是“依样画葫芦”的“禅让”。隋的地位来自北周的禅让;唐李渊入长安后,也要先拥立隋恭帝再逼其“禅让”,非要走一遍“流程”;唐禅让于后梁;后汉“禅位”于后周;后周禅位于宋。

    秦、新(王莽)为农民起义推翻,后梁、后唐、后晋为“敌国”所灭,上述几个朝代都根基未稳,国祚不长,其他王朝,绝大多数都亡于“强臣”。

    而从宋代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

    宋亡于“敌国”,元亡于农民起义,明亡于农民起义(崇祯)+“敌国”(南明)。

    清代虽然最后也是为强臣袁世凯所逼退,但其实并非“篡位”,因为清帝只是让位于“共和”,袁世凯自己也作不了皇帝,后来自己非要作皇帝也作不成。

    看来,宋代确实是古代的一个分水岭。

    这一切,要从宋朝建立者赵匡胤说起。

    从赵匡胤开始,几代宋帝,做了各种改革,大大降低了强臣夺权的概率。

    调整禁军,消除凌驾于“系统”之上的威胁

    赵匡胤自己就是以禁军将领的身份“黄袍加身”的。

    他之所以能夺权,还得益于后周世宗柴荣的“未雨绸缪”。

    当时,盛传“点检作天子”的传说,柴荣担心殿前都点检张永德,遂让当时资历、名望都有差距的赵匡胤作了殿前都点检。

    此外,柴荣还建立了一套相互制衡的系统,试图维系权力平衡,稳固发展。

    结果···赵匡胤还是夺了天下。

    这说明:禁军靠近权力重心,一旦禁军有事,一切“系统”都会成为摆设。

    同时也说明:要保持禁军的绝对忠诚,关键不是启用什么人来担任禁军将领(当然这也很重要),而是在制度上杜绝一些禁军职务权位过重的威胁。

    刚夺权时,为了维持稳定,赵匡胤亲自掌控殿前军,侍卫亲军重要职务悉数由拥护自己的“兄弟”把持。

    形势稍微稳定下来后,赵匡胤就“杯酒释兵权”,将几个兄弟悉数调离禁军关键岗位,像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等关键岗位长期空缺了下来。

    如此,殿前都点检、殿前副都点检两个殿前军高级职务被砍掉,侍卫亲军中的马步军都指挥使、副指挥使、副都虞侯三个高级职务被减少设置。

    权力最重的职务被砍掉,次重要的职务被减少设置,其他职位不太高的职务悉数由资历较浅者担任。

    如此,禁军武将不再可以威胁皇权了,被削弱的禁军将领,只有听命于“系统”。

    天子完全掌控有力禁军,是维护皇权的基本!

    在此之前,“强人”掌控禁军,威胁皇权的事情频频发生。

    曹爽、司马懿争权时,禁军关键职务的任免,往往是掌权的关键。

    唐朝时,宦官掌握神策军,就可以废立天子。

    自宋代调整后,强人再难完全把持禁军了。

    无论是强臣还是宦官,无论其专权多么久,当天子决心铲除时,都没有还手之力。

    强干弱枝,削弱地方强臣

    在“杯酒释兵权”后,赵匡胤心里仍然不踏实,就询问赵普:几十年来,帝王换了十姓,兵革不息,这是什么原因呢?朕像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该怎么作?

    赵普提出,五代兵革不息,是因为:节镇太重,君弱臣强;地方权重而专,导致中央集权失灵。

    随即,赵普提出三个方针: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稍夺其权,将地方的一些关键行政权收归朝廷。

    减少藩镇兼领的州(收支郡);收回地方官员的生杀大权(复核司法权);设立“路”,加强监视。

    制其钱谷,就是收回地方的财政权。

    除经常性开支外,全部由转运使上缴朝廷;朝廷委派知监负责盐业等关键资源的开采、使用;设立常平使,官吏粮仓。

    收其精兵,就是重新整编军队,精锐皆收为禁军,地方只留下老弱为厢军。

    此外,推行更戍法。军队轮番更戍,不再长时间归于某一将统领,打破“兵为将有”的关系。

    “兵为将有,财务独立”是古代军队成为军法的前提条件。

    一般来说,即使在宋代以前,统治者也都力求避免出现“兵为将有,财务独立”军法的出现。

    然而,由于地方官在财政、行政上的“自由度”较高,如果有心,他们仍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发展军队。

    所以,宋代以前,即便是王朝强盛时,仍时有地方官举兵叛逆的情况出现。

    自宋代改革后,不但许多关键的行政权、财政权收归中央,且地方官都受到严格监视,“自由度”大大降低。

    因此,此后,除元代乱政以及朱元璋分封的自家藩王外,地方举兵抗拒朝廷的例子已经极为罕见了。

    如此,像曹操、李渊及五代节度使这样“由地方到朝廷”的情形基本被杜绝了。

    严密而稳固的军事系统

    在此基础上,宋统治者开始改革军事系统。

    其基本结构是:天下之兵本于枢密院,有发兵之权而没有握兵之重;京师之兵马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率臣统领分驻各地军队作战的指挥权,但又临时委任,”不得专其兵“。

    如此,统兵机构和统兵官员分为平列的三个部分,互相制约,确保军事大权集于天子一人之身。

    其实,单说制度本身,并不算特别创新。

    至少隋唐的府兵制,也是类似的相互分权、制衡的制度。

    然而,过去的军事系统,并不稳固。

    比如,唐朝的府兵制,“兵农一体”,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一旦经济发展,土地兼并,这种制度也就瓦解了,王朝军队只有依靠将领募兵,也就不能避免“兵为将有”了。

    宋代以后,历朝从一开始就军人“职业化”,即便在土地兼并严重的情况下,朝廷也可通过国家财政养一支“经制兵”。

    因此,“经制兵”的系统仍能维持基本运转,虽会因承平日久而削弱,但不会瓦解,仍能承担起维护统治的最基本要求。

    所以,后世强臣,再是功勋卓著,位高权重,也不可能掌天下兵马,不具备直接逼天子“禅位”的武力基础。

    以文制武

    宋以后的各朝(除元外),普遍采取了“以文制武”的政策。

    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基本是文官;即便是担任指挥作战的率臣,也多为文官。

    纯粹的武官,即便功勋卓著,也会早早遭遇“职业瓶颈”,难以再进一步。

    因此,武将不但无法跋扈难制,甚至还受到文官的歧视、压迫,即便是狄青这样的名将也难逃此运。

    武官长期在军中,却受制于文官,即便立功多,其功绩、名望也在文人率臣之后。

    能建功立业的文人,自然能力不是“书生造反,十年不成”所能概括的,但他们仍难以跋扈。

    以后来的曾国藩为例。

    曾国藩建军、凝集僚属,无不以传统儒君父思想为号召。

    平定东南后,自然不可能立刻“振臂一呼”了。

    相比之下,晚唐五代的武人,将领们则可以因“朝廷不公”等借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了。

    监察制度

    宋代完善的监察制度,也往往能把“不轨”之事扼杀于摇篮。

    在中央,宋代设立了谏院和御史台两个监察机构。在地方,路以上设立监司,也就是“外台”,在府州设立了通判等监察职务。

    宋代以前,台官多由宰相任命或举荐,因此,他们多“宰相过失无敢言者”。

    此后,这些监察部门的官吏多由皇帝亲自掌握,两个监察系统一起监察各级官吏。

    而且,朝廷还会给监察人员下达指标,每月必须察一举。

    所以,各级官吏都受到严格监督,不但是“不轨”举动难以隐藏,甚至连一些正常的作为也会受到监督、弹劾。

    到明清时期,统治者又加强了各种公开、不公开的监视,使百官言行多在掌握之中。

    一些电视剧中,皇帝召见臣子,随手“砸”出一堆举报、弹劾奏折,这都基本不是“艺术加工”才能办到的事情。

    所以,像当年安禄山那种“阴畜”几十年的情形,再难见到了。

    此外,宋代以后,对“相权”等权力也再作了限制,但事实上,“君相”分权自隋唐时就已开始,而且,古代仅仅通过依靠在朝中力量搞“和平夺权”的很少(只有王莽),因此,不作详细展开。

    豪族社会的终结

    自西汉到唐宋之前,世家豪族的力量非常强大。

    这些世家大族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政治人脉甚至军事力量,在国家事务中能量巨大,甚至可以说是朝廷的“股东”之一。

    既然是“股东”,那么,如果能得到众多“股东”的支持,自己当个“董事长”还是有可能的。

    司马家能篡位,仰仗的基本力量正是世家大族的支持。

    然而,发展到宋朝时,豪族多已被历代统治者、起义者摧毁,社会进入“市民社会”。

    宋代以后的高官,基本是清一色的科举出身。(清末名臣左宗棠,位列总督,尚因没有科举功名而受到一些奚落,气得要辞职去考科举,被慈禧劝阻。由此可见没有科举功名在高级官员中多么“罕见”。)

    这些人没有雄厚的基础,其地位来自朝廷“赏识”、“恩赐”。

    因此,在朝廷中,他们是完全的“打工人”。

    同时,豪族社会终结后,皇帝已是唯一的“股东”,天下是皇家的“独资企业”了。

    想夺江山,只有像李自成、洪秀全那样自己出去“创业”,或者你是忽必烈、皇太极一样作“外人”,想从里面夺权篡位,是不可能的。

    代价:换一种死法

    随着宋以后皇权的加强,强臣篡位的情况已经很少见了。

    然而,对封建王朝来说,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死法”。

    除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威胁外,封建王朝还需要面对来自统治集团以外的威胁,或是国内的农民起义,或是边疆以外的武装集团。

    在此之前,王朝即便衰落,也很少直接覆灭于是外部压力。

    匈奴、突厥再是强大,也无法入主中原;而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即便纵横天下,也无法直接改朝换代。

    这是因为,统治集团内的武人、地方官,在皇权削弱后,往往有一定的力量,可以解决问题。

    只不过,在消除外部危机后,统治集团内部的胜利者,最终会埋葬旧王朝。

    因此,赵匡胤在进一步加强集权之前,认为: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深为可惧。

    在他看来,只要消除了统治集团内部夺权的隐患,其他问题不伤根本。

    然而,自此以后,统治集团外部的问题,成为了“根本问题”。

    两宋立国300多年,也挨打了300多年,最终被蒙元所灭。

    蒙元立国近百年,最终被农民起义所埋葬。

    大明立国200多年,结果先是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后来迁到南方的南明又被入关的清军迅速消灭。

    大清立国近300年,后期屡屡为列强所欺,最后应对武昌起义时也无能为力,最终覆灭。(再次强调,袁世凯只是借武昌起义之机,以共和之势逼清帝退位,他自身并不具备取代清帝为天子的条件,这与古代常见的权臣篡位不是一回事。)

    对于封建王朝们来说,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死法”而已。


    宋代以后,“权臣”夺位基本上杜绝了。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环境好了”,“皇帝精了”。

    环境好了。豪族社会结束了,皇家是朝廷唯一“股东”,其他官员都是纯粹的“打工人”,不具备直接“取而代之”的基本条件了。

    “皇帝精了”。经过1000多年发展,各种“谋朝篡位”的方式都上演了一遍,统治者因此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防微杜渐”,确保皇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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