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乾隆为何在晚年时期下令凌迟尹嘉铨？1782年，乾隆帝的一位三品朝臣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尹嘉铨，71岁，本来退休在老家博野县养老已经两年了，却因自己的一...

乾隆为何在晚年时期下令凌迟尹嘉铨？

1782年，乾隆帝的一位三品朝臣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尹嘉铨，71岁，本来退休在老家博野县养老已经两年了，却因自己的一番瞎操作将自己送上了绞刑台，还差点被乾隆帝灭了满门。

说起来尹嘉铨曾是大清不可多得的人才，无论道德品质还是文学才能都令人赞叹，他为官期间还屡次获得过乾隆帝的好评。

这位道学先生，出身名门，专门讲授《诸子集注》，年轻时就小有名气，仕途上官至大理寺正卿，位列“三公九卿”之一，尹嘉铨很勤奋，就连退休的那段日子他也没闲着，一直努力著书立说，也算是子承父业。

他的父亲尹会一，雍乾两朝的名臣，和陆陇其、汤斌、张伯行并称为康熙朝四子。尹会一是乡里出名的大孝子，他幼年丧父，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先征求老母亲的建议。尹会一专注理学研究，主张孝悌忠义，哀嚎著书立说，发表大量的书籍如：增订《洛学编》。著有《健余先生文集》10卷、《抚豫条教》4卷、《尹少宰奏议》、《四书笔记》6卷、《昌语集粹》4卷、《札记》4卷、《诗草》3卷、《四鉴》（即君鉴、臣鉴、士鉴、女鉴）12卷等。

在父亲的影响下，尹嘉铨青出于蓝胜于蓝，他非但藏书丰富，非一般人能望其项背，而且著述之多超过其父，甚至超过当时普通文人和所有官僚。光他自己撰写、编纂的书就有80多种，算上他注解或代作序文的书，至少有90多种，而且他还是有名的大孝子。

尹嘉铨有了成就，就开始傲娇起来，他常常以名儒自居，有时还会目空一切，例如他称自己父亲尹会一和张伯行（康熙年间的礼部尚书，为人清廉刚直）等为“孔门四子”，还把自己父母的死称为“薨”，这个“薨”字在当时一般用作皇帝的高等级妃嫔、皇子公主，或者封王的贵族之死的称法，终于，尹嘉铨的口无遮拦直接冒犯了自大、多疑的乾隆帝。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乾隆皇帝西巡五台山，驻跸保定。

尹嘉铨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激动，积极准备迎驾，他认为自己毕竟是乾隆的老臣，天子近在眼前，在自己有生之年这样的机会不多，再不为自己争取博得名利的机会，就永远没机会了。不管怎么说，尹嘉铨是个视名利如命的人。

“接驾盛典，近在咫尺，何况自己又是乾隆帝的一名老臣。”

可是，尹嘉铨毕竟已经退休了，以前那个圈子里怎还能容得下他？在职的那些个直隶总督之类的地方官都挤破脑袋争先恐后地出场献媚，谁也不愿意多出来一个局外人来分享一份“皇恩浩荡”。

当然要面见乾隆帝总得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对卸职的尹嘉铨来说，这个理由并不好找。

尹嘉铨被名利冲昏了头脑，他茶不思饭不香，夜晚辗转反侧，最终想到了一个他认为即可让自己在老乡面前风光又可美名远扬的好办法。

于是，他就以“孝子”为旗号，为自己已经入土33年的老爹——尹会一向乾隆皇帝请求赐谥号，他给出的理由是他老爹曾得到过乾隆老爹的褒奖；另外，他感觉提这一个要求有点少，有点对不起这难得的一次机会，干脆又提一个，让乾隆帝允许他的父亲与开国名臣范文程一起从祀文庙。

第二天，天还未大亮，他就把自己大儿子从睡梦中叫醒，说：“儿子，你年轻，腿脚灵便，赶紧火速前往保定府面见当今圣上，呈上我为你爷爷请谥的奏折”。尹嘉铨的大儿子平时对父亲也是言听必从，对老头的安排也没多想，直接服从。

他火急火燎赶到保定府，看到其他地方官吏都是向乾隆帝献礼物、献特产、献各种奇珍异宝等，而自己老爹却在向乾隆爷索要名誉！尽管如此，他也不敢逆着自己老爹，落个不孝子的名声，硬着头皮递上了老爹的奏折。

乾隆皇帝一看，当场恼怒，直接朱批：

“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并下旨，将尹嘉铨及其全家“拿交刑部审讯，从重治罪”，并下令查抄尹嘉铨在京师和原籍的家产著述。本来乾隆帝决定对尹嘉铨凌迟处死，后来改为绞刑。

“乾隆四十六年，上巡幸保定，嘉铨遣其子赍奏，为会一乞谥；又请以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及会一从祀孔子庙。上责其谬妄，逮至京师亲鞫之，坐极刑，改绞死。”《清史稿》

尹嘉铨万万没想到，自己此举不但光宗耀祖的美梦破裂，而且成了大逆不道的罪人，甚至小命不保。

对于这个案件，乾隆帝特意指定让74岁的老臣大学士英廉带着官吏前往查办。英廉是冯士勇的第六世孙，他的孙女冯氏嫁给了乾隆身边的大红人和珅。

乾隆帝特别嘱托英廉一定要留心搜索检查“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无论如何坐实尹嘉铨的罪名。“即速前往严密查抄，毋任丝毫隐匿寄顿”。

既然乾隆帝明确下令，英廉慎之又慎，安排全面排查，而那些早就嫉恨尹嘉铨的官僚们则疯狂落井下石，绞尽脑汁给尹嘉铨罗列罪名。

英廉安排一帮人手查封了尹嘉铨在京的所有家产，搜出藏书311套，　散书1539本，未装订书籍一柜，法帖册页65本，破字画58卷、书信一包计113　封、书板1200块。

而直隶总督，58岁的袁守侗，又搜出大小46箱书籍，还查到尹会一祠堂一所，除大量精致祭器外，竟有随祀田84亩之多，又有义学田一顷。尹嘉铨还代其岳父赠送祠堂一所共52间。

“竹井老人” 英廉，说起来算是戴罪立功，他才刚被乾隆帝以失察书吏作弊，革职留任。面对乾隆帝特意给的机会，他本着豁出老命也要圆满完成任务的决心，专门精挑细选了一些即通晓文义又查办过禁书，同时又认真谨慎的翰林数人，来对尹嘉铨的这些藏书仔细挖掘，不放过任何有关“悖逆”的蛛丝马迹。经过半个月的审阅全部过滤一遍，从中发现了130多处悖逆文字。

比如，他们找到在尹嘉铨的书中有 “为帝者师”一句，指出让乾隆帝看，乾隆帝很生气地批驳道：

“尹嘉铨竟自称帝师，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加以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否为朕师傅?”

其实此句的前半句是什么，后半句又是什么不得而知，反正皇帝说是什么意思也只能是什么意思。

罪证里，还说他强娶50岁的节妇为妾。他们的根据是，尹嘉铨在《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书中记述，有一名快50岁的老剩女待字闺中，尹嘉铨的妻子李恭人，自作主张准备遣使媒人找到这名女子要她给老公当妾，不过被尹嘉铨当场拒绝了。而乾隆指派的那些人竟然说尹嘉铨要强娶节妇，这明显是捕风捉影。

尹嘉铨在《亭山遗言》中，称自己曾梦到东岳大帝，说他为孟子之后身，当继孔子宗传、寿尚未艾；尹嘉铨对梦境的记述也为自己坐实了罪证，他做梦都想让自己出人头地，对名利渴望至极，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审讯人员就说他：“你又不疯，说什么神鬼，还敢继孔孟大圣大贤的宗，这不是肆无忌惮吗！”

尹嘉铨在所著的《近思录》中，将汤斌、陆陇其、张伯行和自己老爹尹会一称为“四子”，把他们说的话称作“四子遗书”。结果审讯的人反问道：难道汤斌等四人能与颜回、子思、曾参、孟轲相比吗？你口吐狂言，岂不狂妄！面对质问，尹嘉铨只好回复：“是我狂妄糊涂，无可置辩”

在他所著的《尹氏家谱》中，有“宗庙”、“宗器”、“建庙”、“入庙”等字样，还有称母死为“薨”，被审讯称：非臣子所为！

尹嘉铨无奈回答：“这些实非有意僭妄，是借用古人书上的词语，没有细想，是我糊涂该死，我不作辩解。”

《尹氏家谱》中记有他父亲居官时“密奏之事不载”等语；尹嘉铨对此也不辩解，而是说，他是借此夸张自己父亲那时深得皇上信任，许多密奏不为外人所知。其实是他捏造空言，并无实据，总是他糊涂该死。

特别是在《名臣言行录》中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让乾隆帝很恼火。尹嘉铨并没留意当时乾隆曾于乾隆四十五年70岁时作御制诗称自己为“古稀老人”，还刻了一块“古稀老人”的章保存，也就是说“古稀老人”这个词从那一刻起就是乾隆帝的专属了，尹嘉铨用来自称就是僭越，是犯了大忌。但乾隆帝为显示自己大度，圣旨里并没有提“古稀老人”这事。

“上以嘉铨自著年谱，载与刑部签商缓决，并称大学士为“相国”，又编本朝名臣言行录，屡降旨深斥之”

对这130多出“罪证”尹嘉铨自知在劫难逃，再严刑拷问下只能无可奈何地认罪，说得最多的就是：“我如梦方醒，自悔以前做出此书，真该万死，于今亦之无反了”、“ 实在我糊涂该死，还有何辩”、“ 是我糊涂该死”、“只求皇上将我立置重典，以为天下后世之戒，这就是皇上的恩典。”

他当时最大的希望就是能为自己争取所做的 “狂妄悖逆”实非有意为之；就算不甘心蒙受许多不白之冤，也无能为力，能让家人不受连累就是万幸了。

根据《春冰室野乘》记述：

在尹嘉铨即将被凌迟处死前，乾隆帝令御厨给他做了断头饭，尹嘉铨面对美味佳肴，不断自责，反复说自己辜负了皇恩，罪该万死。

他痛哭流涕坦然饮酒三杯，吃了火腿和肥肉各一片。监视的人把他的种种行为仔细向乾隆汇报，乾隆沉思了片刻，觉得尹嘉铨其实也没犯多大的罪，就是触犯了自己的权威，惹怒了自己，之前的文字狱闹得够程度了，再继续厉害下去，怕影响自己在老百姓心中得好名声，再者尹嘉铨悔过之心诚恳，除了名利心有些疯狂对自己并无异心，于是就决定见尹嘉铨最后一面。

尹嘉铨一看皇帝对自己得态度有些许转变，赶紧继续悔过+拍马屁，说自己年老糊涂，不能再为大清做贡献，愿意每天焚香祷告，祈福皇上万寿无疆。

乾隆帝看到他态度好，气也消了大半，但不没有按尹嘉铨的心愿饶他不死，而是嘲讽了一句“汝尚欲活到百年乎”，免了其凌迟。

《春冰室野乘》的作者是李岳瑞，光绪年间的重臣，曾授翰林院编修，后改任工部员外郎，又任总理衙门章京，家族世代为官，祖上曾为广东陆路提督，他爷爷李善容，曾官翰林院学士，父亲亦为翰林院庶吉士，李岳瑞家三代翰林。书中专门揭示清代朝野秘闻及文坛轶事，属于笔记类，有一定可信度。

不管怎样尹嘉铨最终难逃一死，只不过由凌迟改为绞刑。

乾隆皇帝一方面念他认罪态度好，另一个重要方面为了向天下万民显示自己的大度，亲自做出裁决，对尹嘉铨处以绞刑，销毁他的全部书籍著作，家人免连坐。

总结：

其实乾隆西巡保定，并没有召尹嘉铨觐见，也许乾隆爷早将他遗忘，都怪尹嘉铨利欲熏心，自己给自己下套，也许他是老糊涂了。没事写什么奏章，凑什么热闹，就在那种社会大背景下，哪来的勇气和资格向乾隆一再提要求？70多岁的人了，平淡过好自己的晚年生活不就万事大吉了，本来自己早已卸职，就是一名副其实的平民百姓，摆正自己的位置，管好自己的家人就行了，最起码可以寿终正寝，但他却因名利，最终触及到了乾隆的逆鳞，无意求死，却走向死亡，还弄了个晚节不保，有这样的结局也是必然，全家没有一同赴死已是万幸，真是欲望害死人！

乾隆帝作为封建帝王要想处死一个人需要正当的理由？他可以以任何他能想到的理由去处死他想要处死的人。类似尹嘉铨的，比如，内阁学士胡中藻，礼部侍郎沈德潜，文学家王锡侯等等，仅用文字狱，乾隆帝就制造了无数冤魂。

乾隆为何在晚年时期下令凌迟尹嘉铨？

原因就是：尹嘉铨作死，而且一作再作！乾隆帝本来就不是什么好脾气大度的皇帝，尹嘉铨一而再地往枪口上撞，就怪不得乾隆帝要重重的惩处他了。

尹嘉铨，直隶博野人，其父尹会一，是雍正进士，乾隆初年先后任江苏学政、河南巡抚，礼部侍郎等官。怎么说呢，尹会一其人，学问是有的，对于天理人欲道德等理学学说，自己都有著述传世，算是个当时较有名的道学家。而且尹会一事母极孝，或者说很会表现，当官的时候只要自己有薛微的成就和善政，必归于母亲教诲之功。在故乡也搞一些义仓、义田、义学之类的公益事业，算是造福乡梓。

尹会一五十多岁的时候，其母去世，他严格按照儒家理学伦理要求，自己枕土块、卧草席，将居丧之礼老老实实地按照古礼执行得一丝不苟。之后严格按照“丁忧”制度，上表辞官。所以无论乡间还是朝堂，确实很受其感动。

乾隆帝也需要树立儒家忠孝典型，于是在尹会一返乡的时候，特别赐其诗一首，并题词于前：“......尹会一上孝其母，而母亦贤，今......告请终养，诗以赐之。”

诗曰：聆母多方训，于家无闲言；麻风诚所励，百行此为尊；名寿辉比里，孝慈萃一门。犹闻行具日，每问几平反。

诗怎么样，反正也就那么回事。但是由于是皇帝御制并赐下的，所以尹会一算是获得极大殊荣，自此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在家乡去世为止，其名声是躁动朝野，身价也与日俱增。算是朝廷响当当的道德招牌。

而尹会一的儿子尹嘉铨，因老子盛名的缘故，顺理成章地进入官场，以举人身份，得尹会一生前身后恩荫，先后当过甘肃、山东等地的诸道、两司系统地方官，最后调入中枢，担任大理寺卿，那是响当当地九卿之列。虽然不久就因为年老而致仕，但由于其父名声，及其自己多年在官场漂浮的经历，尹嘉铨在地方上依然是“德高望重、士林宗镜”。

一辈子顺风顺水的尹嘉铨，似乎功德圆满，无所遗憾，只待自己死后，可以将朝廷赐下的荣誉称号刻在墓碑上，便心满意足了。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乾隆帝巡幸五台山，返回京师途中驻跸保定。此时已经七十余岁，致仕退休在家的尹嘉铨，也许是闲得无聊，也许是于名誉上想再上一层楼，于是依仗其父的朝野声誉，连夜洋洋洒洒写了一篇自以为上佳的奏章，派自己的长子尹绍淳前往保定，当面递交于乾隆帝驾前。

这份奏章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尹嘉铨向乾隆帝夸耀自己的父亲尹会一平生功德业绩，奏章称：臣父尹会一著作等身，造福乡里，且孝行感天地，蒙皇上圣恩，曾御制诗文赐下，褒扬其天理道德之美德，并宣诏中外，天下闻名。现臣父已故去三十余年，今皇上御极天下四十年，文治武功臻于前朝，太平盛世重现。故诚惶诚恐，向皇上请求---依乾隆元年特赐谥号“清献”二字于陆陇其（康熙朝宣扬道学名臣）之例，按赐予臣父御制诗内字样，也赐一谥予臣父，以显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所治盛世与圣祖（康熙帝）盛世不逊之理。

乾隆帝接到奏章后，心里膈应得慌：大臣死后是否赐谥，赐什么谥，是十分郑重地事情，它牵涉到去世大臣一生的评价。无论什么人，其人功业如何，后世影响多大，对于死后赐谥，都是由内阁草拟，交皇帝审批，亲自圈定。尹会一本人功业再高、德业再隆，也不是他儿子能主动向朝廷索要谥号的理由。尹嘉铨此举实在是有脑子抽风之嫌，举止荒唐可气！

尹嘉铨大大咧咧，把乾隆帝当朋友一样，派个儿子前来随随便便就上了这么个混账奏章，把乾隆帝搞得肝火上升，恨不得马上重重治尹嘉铨妄言之罪。但他顾念尹会一是自己树立的道德模板，不好太过打脸，尹嘉铨好歹也是朝廷致仕九卿，又年及七旬，也不便直接斥责。

所以乾隆帝思前想后，还是忍住怒气，于奏章上朱批：“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本应治罪。姑念汝为父私情，暂且免之，若居家再不安分，汝罪不可逭矣！”希望尹嘉铨这个老糊涂看到奏章后能够警醒，收敛沽名钓誉之心，以后老老实实做人，别再出来给他老子和朝廷丢脸。

也许是乾隆帝的话没有说得太重，也许是尹嘉铨鬼迷心窍、利欲熏心---在为父请谥不成后，居然还不死心，又转而上奏：请皇上准许其父从祀文庙！奏章絮絮叨叨先从陆陇其得圣恩，从祀文庙说起，说本朝从祀文庙者，只有陆陇其一人，接着引出其父尹会一生前极度推崇另一理学名臣汤斌，考据过汤斌德行政功，一直有推崇汤斌入文庙从祀的夙愿。最后遮遮掩掩说出最后目的：不仅汤斌，其余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文臣，均应一体从祀文庙，“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圣上赐诗，赞扬孝道，在德行之科，自一并从祀。”后面还欲盖弥彰地说：“非臣所敢请也，伏乞皇上特降谕旨施行。”

这第二道奏章发到乾隆帝面前，顿时使得本来就压着火气的皇帝一下子怒气迸发，不可抑制，新老账一起算！于是乾隆帝立刻下诏：“尹嘉铨肆无忌惮、丧心病狂！为博虚名致国家定典于不顾！不严惩无以彰显国法、惩毖将来！”同时晓谕内阁，立即革去尹嘉铨顶戴，索拿入京，交刑部严审，以穷其罪。

同时，查抄博野及在京尹家家产。乾隆帝还特别交待：“查抄时物产尚在其次，尹嘉铨如此悖逆狂吠，恐其平日有妄行撰述之事。”尤其要查抄其字迹书信、诗册文件，“据实以奏。”

直隶总督袁守侗、大学士英廉，奉旨查抄尹嘉铨家产，共查抄博野原籍大小四十六箱书籍，及京师寓所套书三百一十一部、散书一千四百三十九本，及字画、书信、书版、册页上万。最终，发现一百三三十一处所谓悖逆文字，并上报乾隆帝。

于是，在乾隆帝严厉追责之下，原属司法系统最高官员之一的尹嘉铨（原大理寺卿），被之前的同僚们押上公堂审讯，在皇帝重视之下，负责审案的大学士三宝等人，毫不留情，于公堂之上穷追猛打昔日同僚，审问者幸灾乐祸，讥讽、调侃、挖苦诸事俱全，而被审者只有狼狈、卑屈、恐惧和绝望。摘录一些问答，以显示当时情况：

问：尹嘉铨你身为三品大员，休致在家，为何妄陈谬见？赐谥乃朝廷大典，岂是臣子所希冀的？你第一道奏折已获罪，第二道又敢为父请从祀文庙，且罗列汤斌诸人于前。其人等品行事迹，圣上岂能不知？何须你请？你又专为你父请祀，如此肆无忌惮，是何居心？从实供来！

答：我因父亲尹会一仰蒙圣上赐诗褒奖，所以想来可以请谥号。又因汤斌等人有些事迹，似乎可以从祀纹面。至于我父亲心想不碍一同附入。总是我一时糊涂，昏聩，撰写了两道奏章，今恭阅圣上朱批谕旨，如梦方醒，。我上此两道奏折，实在是狂吠无忌，罪该万死。

问：你为父请谥，从祀，以为如此可以尽孝。你不知道人人尽孝，都可以私情大于大典？古来配祀文庙者众多，哪个是他儿子给他请的？你父亲贤与不贤，天下。圣上自有公论，你自己求得了么？

答：我上呈两折，只是妄想尽人子之心。没有想到朝廷大典不是做子孙的可以妄求的。总之，我做出此等丧心病狂之举，只求从重治罪，无言可辩。

问：你所著“近思录”，有“先生直道难容，欲以告归南巡，不果。”这岂不是诽谤朝廷？

答：这句是我与抚台意见不合，并非敢于诽谤时政。但以此等语句妄行于世，就是该死，还有何辩呢？

问：你自称古稀老人，去年圣上七旬寿诞，御制“古稀说”，你难道没有看见？自称古稀老人，这不是狂妄么？

答：我因见杜甫诗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之句，我又年过七十，所以自称“古稀老人”。至于圣上去年所作古稀诗句，我实在没有见过，今日大人们问我，实在是觉得不是极了。

问：你写的“李氏孝女暮年不嫁”一文中，说“里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闻其贤，欲求之相助，李氏女固辞不就。”这处女既然立志不嫁，你为何叫你女人遣人说和，要娶她做妾？这样没有羞耻廉耻的事情，难道是正经人干得吗？

答：我所写的这件事，是我在京候补职务时听我女人说的，当时并不知道。后来我写这件事，也是为了表彰她的节义，其实我没有见过她的面。但她年过五十我还要娶她做妾，又把这件事写在文章里，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

......................................... 公堂上一问一答，还有许多，大至妄议朝廷定典、臧否大臣、时势，小到年纪自夸、讨小老婆，林林总总，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千方百计证明：他尹嘉铨妄上奏章、为父请谥、请祀，乃是一贯狂妄，日积月累的结果。尹嘉铨本人实实在在是一个假道学、伪君子，欺世盗名之徒。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品学恶劣之人，施加任何惩罚，都是不过分的。三宝等人细细审问后，将所有口供呈乾隆帝御览，并给予初步判决：尹嘉铨狂悖妄言，目无君父，且亵渎名教，罪不可恕，拟以大逆罪判处凌迟，缘坐家属，男十六以上皆斩，余者付功臣家为奴，财产没官。

乾隆帝收到判决书后，先是下谕旨，历数尹嘉铨为父请谥、请祀、欲左右帝意、以古稀老人自居、意欲娶五十处女为妾等等罪行，认为其罪行深重，处以极刑罪有应得。

但是，圣君“大度”，乾隆帝没有同意将尹嘉铨片成烤鸭，而是加恩免去其凌迟之刑，从宽处绞，其家属一律宽免缘坐，家产发还。

圣恩“仁慈”，是尹嘉铨及其一家意料不到的，所以他们从家破人亡的绝望中解脱后，忙不迭地“谢主隆恩”，然后欢天喜地的回到家乡，小心翼翼地关门过日子，估计以后打死也不会再递上任何奏章了。

乾隆帝重则责尹嘉铨一案，其实是借尹某人来告诫其余臣子：皇帝太阿在握，威柄不移，诸臣工勉力办差，不要妄想非分之举，以为可以干预朝廷经制。如若得意忘形，心有谄媚，则为国家之害，必至杀身。“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臣子以名臣奸臣所评，则社稷之福也！”---这就是乾隆帝的最终理想及目的。

至于罪魁祸首尹嘉铨，据《清稗类钞狱讼类》记载，在对其行刑前，尹嘉铨神色不变，心情平静，磕头谢恩后，连说自己死有余辜，辜负圣恩，然后喝酒吃肉，以待刑决。乾隆帝得报，也是闲的，于是提尹嘉铨到自己面前，尹嘉铨毕恭毕敬跪在乾隆帝面前，恭敬如常。

乾隆帝心想你个老糊涂，乌七八糟的乱上什么奏章，就狠狠的大骂了尹嘉铨一顿，尹嘉铨则不停地磕头认罪。乾隆帝骂着骂着，看着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尹嘉铨，觉得自己的气基本上也出了，借此打压文臣的目的也达到了，心情也不是那么恶劣了，于是决定赦免了他，让他回家啃老玉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