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星堆为什么不断挖出震撼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大的文明还没记载？不断挖出震撼的东西，那就证明这里曾经有一个辉煌的古代文明。不是没有记载，而是很少，因为在秦朝以前，有...
三星堆为什么不断挖出震撼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大的文明还没记载？
不断挖出震撼的东西，那就证明这里曾经有一个辉煌的古代文明。不是没有记载，而是很少，因为在秦朝以前，有文字记载的大部分是中原地带的文明，而处于边远地区文明记载得很少。
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三星堆遗址就被一户普通的农民，清理自家水沟时无意中被发现。具体发掘过程，如果有网友感兴趣的话，可以看我八月份头条的一篇文章《一醒惊天下，三星堆遗址考古，没有终点》。这里就不赘述了。
本篇我们重点交流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文明，到底是什么文明，为什么记载很少？
唐朝著名大诗人李白，年少时曾经在四川生活过很长时间，他曾经在《蜀道难》里感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这也客观说明了蜀地闭塞的客观环境，阻碍了人们对它的了解。
他曾经用“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这句诗感慨，自己对蜀地早期的历史茫然无知。
人们对蜀地文明知之甚少，一方面是四川盆地被重重大山包围着，构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天然障碍，况且古代交通极不发达。
更重要的原因是史料的匮乏。
公元前316年，秦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摧毁了古蜀国。之后，秦在古蜀地域强力推行秦文化，使得古蜀文化灰飞烟灭。结果就是，整个先秦时期，史籍上几乎没有留下有关早期古蜀文化的介绍。
直到汉代与东晋年间，才出现了两本重要历史著作——《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
现代人对古蜀文明的了解，只有从这两本书里去搜索一些蛛丝马迹。而三星堆遗址不断地发掘，这些文物也不断地印证这两本书记载的可靠性。
《蜀王本纪》，相传是东汉学术界的著名领军人物扬雄所写，他就是蜀人，留意蜀地历史当然在情理之中。至于《华阳国志》，它是我国第一部方志书，也是公认最权威的记载古蜀历史的史书。记录了从远古一直到东晋时代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
《蜀王本纪》在唐宋以后逐渐地散失，流传到今天的《蜀王本纪》只有1000多字，所记载的古蜀历史很有限，但这已经是古蜀历史最原始、最直接的文献资料了。
按照这两本书的记载，古蜀国最早先王有三个：蚕丛、柏濩、鱼凫。书中记载说三个王各统治了几百年，都成神仙长生不死，按照我们理解，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了。
应该是蚕丛、柏濩、鱼凫三个各传了数百年的氏族首领的名号，就像匈奴的首领都叫单于一样。鱼凫传到杜宇，杜宇再传开明，到这个开明，就被秦国灭了。从蚕丛到开明，古蜀国总共有12世。
蚕丛氏
说到第一位开国的蜀王叫蚕丛。关于蚕丛活动的具体的地域，两本书里都没有明确记载。但《华阳国志》提到蚕丛的一个有趣特点是目纵，究竟什么是目纵，我们想破头也不知是啥样子。
直到三星堆遗址2号坑的发掘，终于出现解开这个千古之谜的契机。2号坑出土的三件青铜人面具，他们的眼球都明显突出眼眶，眼球极度夸张，都凸出眼眶达到15厘米以上，看上去这就是古书里所说的目纵了。
1995年以来，在成都平原发现了8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址，考古学家定义为宝墩文化，从出土的文物表明，这一时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但也能制作陶器。这个社会形态已经远远超出原始的氏族制度。宝墩文化古城遗址群不仅揭示了早在4000多年前的蜀地已经出现了早期城市文明的曙光，而且也验证了古籍记载中的“蚕丛时代”并非子虚乌有。
鱼凫王朝
到了鱼凫王朝，他们势力逐渐强大，为了寻找一块更好的地方安居乐业，他们来到了广汉三星堆一带，并选择在这里修建了规模更为宏大的王朝。
为什么说三星堆与鱼凫有关呢?
鱼凫指的是一种水鸟(鱼鹰或鸬鹚)。而三星堆遗址里正发现了大量的青铜鸟雕像、陶鸟头手柄、金杖纹饰以及鸟形物玉石器等器物。其中，三星堆文化第二期之后的“鸟头把勺”是祭祀礼仪场合舀酒的神器,其鸟头形制与鱼鹰几乎一致。
而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出现的青铜铸造的大型鸟头饰件，通高 40.3厘米。铜鸟头有宽大的钩喙、犀利的大眼和华丽的羽冠，是一件比陶鸟头形柄更为完美高贵的图腾标志物。
此外，在三星堆出土的诸多黄金制品中,1号“祭祀坑”出土的一柄金杖，堪称金器中的绝世珍品。金杖杖身上端有三组人、鱼、鸟图案。
这些人、鱼、鸟图案与鸟头把勺，无不反映出古书人对鸟的关注与尊崇，也很自然地令人想联想到鱼凫。而在四川温江县也确实有个鱼凫城。
我们从确定的开明朝代往前推算的话。鱼凫王朝存世的年代，大体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而这正好与三星堆文化的2 、3期年代相合，由此可以看来三星堆文化所代表的古蜀文明，自然也就可以称之为鱼凫王朝了。
在三星堆文化里，最让我们震撼的就是门类齐全的青铜器。它包括青铜生产工具、青铜兵器、青铜礼器，还有一批大型的青铜雕像群。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总重量接近一吨。
我们是不是很疑惑，在古蜀国，为什么制造那么多的青铜器？
而且这些青铜器与同一时期的中原商王朝相比都毫不逊色，还很有明显地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
《左传》有句很有名的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早期文明，国家的大事就是祭祀与打仗。
鱼凫王朝显然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三星堆遗址出土了玉石兵器和青铜戈。同样，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底座上也雕刻有身穿铠甲的武士像，这些都是重要的实物例证。
甲骨文卜辞里也有很多伐蜀之类的说辞，表明古蜀国与商朝之间经常发生军事冲突。在商周之际，《尚书》里还有记载古蜀国曾经派兵参加武王伐纣的行动。
而三星堆发掘的文物里，更引人注目的是祭祀的青铜器。出土的数百件青铜人物雕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各种各样的动植物雕像以及黄金面罩、青铜神树等，五光十色，光怪陆离，构筑成一个阴森、威严、凝重、恐怖而又庄严肃穆的巨大青铜空间。
在出土的大型青铜雕像群中，就有一个青铜大立人。他是1986年在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的，重量达180公斤，是现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他头戴五齿花冠，粗眉大眼，鼻粱高挺，身着鸡心领左衽长襟衣，后摆呈燕尾形。符合史籍所记古蜀人“椎髻左衽”“其衣服制裁，皆有燕尾”的文化特征。因此，这尊青铜大立人很可能就是蜀人的大巫师，也就是蜀王形象的造型。
在三星堆的遗址的器物里还有一些文物并非产于本地，比如象牙与海贝。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象牙从哪里来的？海贝又是从哪里来的？
很显然不是四川的产物。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云南西南部以及缅甸，印度一带都盛产大象。海贝来源地更加清晰。出土的齿货贝，这种海贝只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在三星堆遗址大量出土，显然是古人从印度洋北部地区引入的。
这说明在距今4000年前，存在着一条从四川盆地通往南亚次大陆的古老商路。有人将这条早期中国的商道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文物，大致地勾勒出古蜀文明的发展轨迹。史籍记载不多，但是出土的文物却印证了它记载的可靠性。我们相信，随着三星堆文物的不断发掘，我们会对古蜀国了解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深。
三星堆为什么不断挖出震撼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大的文明还没记载？
题主的问题有两个。先回答后面一个：
第一，没有证据证明三星堆未被文献记载。
1、对“三星堆没有被记载”的思维模式的一种推测
类似题主这样的说法，实际上也出现在一些学者口中。根据我这个人的理解，这种说法大都预设了一个前提：古代文献记录的各个王朝都在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发现的考古文化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主流特征；而三星堆的文化特征与中原地区所见考古文化的特征区别比较明显，且四川地区属于传统上的边缘地带（古代西南夷地区）。
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当中原地区发现比较重要的考古文化时，许多学者的习惯反应是从历史文献中去找记录，比如，滕州商奄说、二里头夏都说、陶寺尧都说、石峁黄帝都城说等观点就这样被自然地提了出来，尽管这些观点并无出土文字材料佐证。
同样地，受上述思维模式的影响，当三星堆在成都平原被发现的时候，人们的第一反应自然是惊讶：传统上的西南夷地区，怎么会有如此发达的文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们尝试去寻找文献记录来确定三星堆的身份，其习惯思路是：先去找古代文献中有关“蜀”的记录，其次是找四川地区本身存在的地方志文献，如《华阳国志》、《蜀王本纪》。请注意，这个思路实际上又隐含了一个前提：古代四川地区在古代文献中的最早记录名称是“蜀”。
实际上，如果我们稍一分析，就会发现上述预设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以“蜀”为四川地区自古以来的称呼，这首先就得不到甲骨文的有力证明。我们知道，甲骨文中有记录蜀，但目前我国学界绝大部分学者都不认为甲骨文中的这个“蜀”与三星堆有关。这些学者有此看法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甲骨文中的“蜀”与丘商有同版现象，则丘商被认为就在今河南的濮阳，故这个“蜀”不可能远在四川。
因此，如果笔者上述说法不误，那么就可以说，所谓的“三星堆没有被文献记录”的看法实际上是受传统的“中原中心观”思维支配的结果，其本身并没有得到证明。
2、三星堆文明被曾历史文献记录的证据
我们知道，三星堆的历史身份目前学界还没有搞清楚，这本身就意味着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三星堆没有被历史文献记载，所以大家研究三星堆的历史身份无从着手；第二，三星堆是有被历史文献记载的，但由于受某些因素的影响，目前学界还没有办法把这些文献与三星堆联系起来。那么，我们是否有证据证明三星堆是有被历史文献记录的呢？
（1）我们知道，《山海经·海内经》以“都广之野”称为天地之中，类似记载也出现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中。据蒙文通、杨慎、吕子方等学者研究，《山海经》中的“都广之野”就是成都平原。在许多古代文献中，《山海经》的“都广”也被记作“广都”，而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成都平原正有“广都”。又按《山海经》记载，都广之野有供众帝往来天地的通天神树——建木，同时，《山海经》还记载了若木、扶桑等神树；而三星堆出土的多株青铜神树被大量学者认为就是《山海经》提到的神树。如果说三星堆是一个未被记载的文明，这该如何解释呢？
（2）过去，我国学者传统上依据文献的记录，把五帝时代看成我国文明时代的开端。在《山海经》、《吕氏春秋》、《五帝德》等古代文献中，与五帝有关的许多传说都涉及蜀地。比如，传说中黄帝曾娶嫘祖，而嫘祖传说的大本营四川盐亭正好发现了三星堆文化类型的遗存。再比如，传说中五帝之一的颛顼出于蜀地若水，然后在空桑称帝。而从上古音来看，空桑这个词与《华阳国志》对三星堆地区的古代称呼“瞿上”正好相合，此外，从先秦时期到晋唐时期，我国大量学者均认为大禹出生在西羌甚至具体落实到汶川。以上这些传说如果没有三星堆文化发现，我们还可以说不足为信。但随着三星堆的出现，谁又敢肯定地说这些传说没有反映一些真实的历史背景呢？
（3）楚辞、《华阳国志》和《后汉书》等文献都曾提到蜀地或西部的纵目人传说，而三星堆出土的纵目人像也印证了这一记载。如果说三星堆是没有被记载的文明，这又当如何解释呢？
因此，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三星堆是没有被历史文献记录的。更大的可能是，三星堆被历史文献记录了，但现在学界对于这些记录与三星堆的联系还缺乏研究。笔者研究先秦史多年，正是利用了大量先秦资料，才提出了“夏商并行”、三星堆即先秦人观念中的夏文化（注意：不是《史记》体系下的“夏”）的观点。因此，在笔者看来，研究三星堆不是没有被记录，而是三星堆研究中的基础需要重新审查：比如，《史记》的三代历史架构。
第二，三星堆为什么不断挖出如此震撼的东西。
这个问题的出现，实际上仍与上面提到的预设思维有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学者在研究夏文化时，许多学者认为二里头就是夏文化，郑州商城是商文化，实际上，安金槐等考古学家明确指出，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与郑州商城文化具有一致性，如：二者陶器之作炊器者均有鬲、甗、深腹罐、鼎和甑，作饮器者均有爵、斝、尊和盉，作食器者有豆和簋，作盛器的有以圜底器为主的盆、罐、大口尊、瓮、缸，另有卷沿盆形澄滤器和器盖。同时，二者的陶质也主要是泥质灰陶和砂质灰陶，并有一些砂质红陶，器表纹饰也是以绳纹为主。（安金槐：《豫西夏代文化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因此，安金槐、许宏等学者均把二里头三、四期甚至全部看成商文化。但一些学者为了强调夏、商文化的区别，他们往往会更强调二里头文化与郑州商城的文化的差别。根据这个现象来看三星堆的“震撼”，我想就容易理解了。
三星堆之所以“震撼”，是因为他出土的青铜神树、青铜人头像、青铜动物等器物与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以青铜容器为主的特征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本身反映的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正如元朝文化与宋朝文化的差异、明朝文化和清朝文化的差异一样，都是正常的。若大量学者如笔者所见，认为三星堆就是先秦人观念中的“夏文化”，那么这种差异性就将是学者们在研究夏商文化区别时所求之不得的内容。更何况，三星堆文化在拥有自身特色的情况下，也在使用与中原地区类似的大量容器类器物，如青铜尊、青铜罍等。因此，我们固然可以说三星堆的震撼令人兴奋，但更应该说，这种“震撼”的特色性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最佳注脚。
以上回答，希望能让题主满意。我是头条作者古史微，欢迎点赞、评论并关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