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世祖顺治最后到底是出家还是驾崩了？1661年正月初六刚过完年，孝庄太后正在经历她一生中最难熬的一个春节：她唯一的儿子年仅24岁的儿子福临病逝。因为之前从未有过...
清世祖顺治最后到底是出家还是驾崩了？
1661年正月初六刚过完年，孝庄太后正在经历她一生中最难熬的一个春节：她唯一的儿子年仅24岁的儿子福临病逝。因为之前从未有过关于顺治帝生病的记载，顺治帝突然病逝，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的谜团：养尊处优的皇上怎么会突然病逝呢？
顺治帝究竟披上的是袈裟还是寿纱？
若顺治帝真的是病逝，那么五台山上的和尚又是谁呢？
顺治帝的死又跟郑成功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在看《康熙王朝》的时候顺治帝因为董鄂妃之死悲痛欲绝而看破红尘，不顾孝庄太后阻拦毅然决然出家，玄烨年仅8岁登基，等到玄烨除掉鳌拜后顺治帝病入膏肓玄烨前去探望多年未见的父亲顺治帝。
当然这只是影视剧中的情节，史书中记载的是：
1661年正月初二顺治帝生病，而仅仅五天后，顺治帝在养心殿病逝。
从发病到病逝时间很快，只有几天的时间，在《清世祖实录》中记载了关于顺治帝从发病到治病，一直到病逝的全过程：
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视朝。免诸王文武群臣行庆贺礼。孟春时享太庙，遣都统穆理玛行礼。壬子，上不豫……丙辰，谕礼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亲诣行礼，用展诚敬。兹朕躬偶尔违和，未能亲诣，应遣官恭代。著开列应遣官职名具奏。”尔部即遵谕行。上大渐，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
顺治帝初二开始发病，到了初六的时候就已经病入膏肓，到了初七的凌晨骤然去世，而关于顺治帝的病因是只字未提。
一国之君的死向来是朝廷大事，为何关于病因只字未提呢？
顺治帝只有24岁，正值盛年，之前也没有任何关于顺治帝生病的记载，怎么会突然撒手人寰呢？
顺治帝“留下的”遗照确实让人怀疑
顺治帝初七凌晨病逝，初六的时候曾召大学士王熙进入养心殿面谕遗诏，在遗诏中顺治帝历数了自己的14大罪行，比如：
早早病逝无法继续尽孝；
与自己的亲友隔阂；
过分的宠信汉臣
......
显然是罪己诏，而不是遗诏，作为一位弥留之际的君王为何会如何贬低自己呢？
很显然并不符合顺治帝弥留之际的心境，所以很多人怀疑顺治帝的遗诏并非顺治帝本人拟的，而是孝庄太后的意思。
顺治帝对自己“过错”的忏悔，其实就是孝庄太后对顺治帝在世时的不满；这不免更加让人怀疑顺治帝并非是病逝？
顺治帝真的是死于天花吗？
清史学家孟森认为：顺治帝确实是死于天花而不是出家为僧。
这一点在他的著作《世宗出家事实考》这本书中有相关的论证，而孟森论证的证据来源就是顺治帝的宠臣大学士王熙，王熙撰写的一本书叫《年谱》。
在王熙的《年谱》中很详细地记载了顺治帝以及王熙从正月初一到初八的活动：
元旦因不行庆贺礼，王熙黎明的时候进入殿内，恭请顺治帝圣安，顺治帝赐茶；
初二的时候王熙入宫请安，一大早去的，到了晚上才走；
初三的时候王熙又被召入养心殿，顺治帝坐在御榻上，身体稍微有些不舒服；
初六三更天的时候，王熙被顺治帝召入养心殿，顺治帝告诉王熙自己得了天花，命不久矣，然后让王熙拟遗诏；
王熙哽咽着答应，就在顺治帝的病床前开始拟招。随后因为担心顺治帝身体扛不住便告诉顺治帝出去拟旨，等拟好了再呈进来，顺治帝答应了，王熙便退到了乾清门下西园屏内。
先先后后进出三次，才最终定好遗诏。
到了凌晨顺治帝病逝。
王熙是顺治帝的宠臣，而且顺治帝在病逝前一直在身边伺后，如此看来王熙在《年谱》中的记载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当时的兵部侍郎张宸在他的作品《青集》中也提到了顺治帝病逝一事：
“辛丑正月，世祖章皇帝宾天，予守制禁中二十七日，先是初二日，上幸悯忠寺，观内吴良庸祝发。初四日，九卿大臣问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问安，现见宫殿各门所悬神对联尽出。一中贵问各大臣耳语，甚仓惶。初七日，释刑狱诸囚一空。传谕民间勿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
在初二的时候顺治帝前往悯忠寺观看代替自己出家的吴良辅出家为僧，到了初四的时候，大臣们向顺治帝问安还不知道皇上得病的事情。
到了初五的时候前往宫里问安，宫里已经贴了很多悬神的对联，跟大臣们一打听很是惊慌；
到了初七顺治帝突然病逝；
民间传闻说顺治帝是死于天花。
大学士王熙与兵部侍郎张宸都是亲历者，他们二人都说顺治帝是病逝于宫中，确实为顺治帝因天花病逝提供了言之凿凿的证据。
至于为何史书中不记载顺治帝的死因，是因为天花在当时来说确实是治不了的病，为了避免引起混乱所以才不敢提。
至于遗诏中顺治帝的《罪己诏》：顺治帝曾信奉基督教，可能会形成自我忏悔、感恩所得的一个性格。顺治帝因为自己没能为当前的困境想出解决的办法，而自我忏悔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清世祖实录》中：
1659年正月清军讨伐搞定李定国，顺治帝认为这并不是自己的功劳，所以拒绝了贺礼；
1660年顺治帝在祭祀天地宗庙社稷的时候，对自己17年为帝的经历进行了总结，而且全部都是自谴的意思，并拒绝了朝廷官员给自己的贺表。
另外顺治帝林中留有遗命：
“祖制火浴，朕今留心禅理，须得秉炬法语。如善果、隆安法喜有素，可胜此任;若森和尚不日能至，法次长於两寺，可转命也。”
在四月十七的时候茆溪森和尚也赶到了京城，在景山寿皇殿为顺治帝遗体进行火化。
这件事情是茆溪森和尚的徒弟，在茆溪森和尚去世后编纂的记载。
如此看来，顺治帝死于天花似乎是接近于历史真相的。
但是若顺治帝得了天花，就会神志模糊，怎么还会口授遗诏呢？
若是顺治帝真的是死于天花，为何会在初二的时候还回去观看吴良辅出家呢？
王熙在最后也说了四个字“惧不敢载”，在顺治帝病逝一事上究竟是害怕什么而遮遮掩掩呢？
民间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顺治帝压根没死于天花，而是去了五台山当和尚。
而孝庄太后为了朝廷的名声，只能是说顺治帝病逝了，让年仅8岁的玄烨登基。
五台山上的和尚究竟是不是顺治帝呢？
要说顺治帝信佛，是有家族渊源的：
太祖努尔哈赤脖子上就带有念珠，并且在赫图阿拉城修有佛寺；
皇太极迁都到盛京以后，修建了实胜寺；
顺治帝生母孝庄太后是蒙古科尔沁人，从小就信佛。
受到家族的影响，顺治帝信佛也是理所应当的，而且顺治帝与佛还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顺治帝年仅14岁时认识一位法师，相谈甚欢，自此以后顺治帝更加迷恋佛法；
1657年顺治帝在海会寺与高僧韩璞聪促膝长谈，之后又与很多的高僧来往很是亲密，后来顺治帝让玉林法师为自己取名为“行痴”。
顺治帝在这些法师面前自称为弟子，顺治帝还自己作了出家偈，说出了自己对出家为僧的愿望。
顺治帝在与玉林等高僧相谈时，曾提到：“若不是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而去。”
不过玉林极力劝谏顺治以朝政为重，不可冲动。
“出家修行，愿我皇万勿萌此念头”
作为少年天子，为何会如此迷恋佛法，想要遁入空门呢？
顺治帝年仅6岁登基，之所以登上皇位是多方势力平衡的结果，并不是凭借自身贤德登上的皇位。在位18年的时间，前8年一直都是摄政王多尔衮说了算，1648年多尔衮更是被尊称为“皇父摄政王”，自称为顺治的“皇父”。
顺治帝年幼只能是任人摆布，可以说一直到多尔衮病逝一直都是活在摄政王的阴影之中的，经常需要担惊受怕，而经常长时间见不到自己的母亲孝庄。
如此生活对顺治帝的性格养成确实有影响。
而且即便是多尔衮病逝后顺治帝与自己的母亲孝庄之间并没有那么融洽，尤其是选妃选皇后的问题上母子之间的嫌隙很大。
待顺治亲政以后，每天都有大量的朝政要处理，而且作为大清入关的第一位皇帝，确实肩上背负了太多的担子。
据说顺治帝曾对高僧木陈说：“我睡觉的时候只能独自入眠，不能与人一起睡；在临睡觉之前必须要所有人都出去，若是感觉到旁边有一丝的气息都睡不着；睡早了也睡不早，必须要到半夜实在是困极了才会睡着。”
可见顺治帝很是苦闷，只有潜心于佛法才能让他暂时躲避苦闷、回归自我。
而董鄂妃之死让这位少年天子直接崩溃了，痛不欲生，亲自为爱妃守灵。
甚至顾不得作为皇上的尊严，大哭大闹，寻死觅活，必须要要人一直守在身边才可以。顺治帝为董鄂妃做了很多逾越贵妃规矩的事情，但觉得还不够，让承乾宫里的太监宫女30多人全部殉葬。
不仅如此顺治帝近乎丧失理智，不关心朝政，还吵嚷着要出家，在两个月内先后38次前去高僧的馆舍谈论佛法，完完全全沉迷于佛法的世界。
在董鄂妃去世两个月以后顺治帝曾决定放弃皇位，出家为僧，并让茆溪森和尚为自己剃度。
顺治帝这一举动确实吓坏了孝庄太后，急忙召玉林大师入宫，玉林大师大骂自己的弟子茆溪森，并且极力地规劝顺治帝不要出家，继续做皇帝。
在玉林的规劝下，还有孝庄太后要烧死茆溪森和尚的压力下，顺治帝决定不出家，蓄发还俗。
不过以上说法都是出自僧人之口，清朝的正史中没有记载。
那么，五台山上的特殊僧人究竟是谁呢？
《起居注》记载：康熙登基以后孝庄曾多次带着康熙前往五台山礼佛，礼佛完全可以在京城，为何要舍近求远前去五台山呢？
所以就有人怀疑孝庄跟康熙是借着礼佛的名义前往五台山探望顺治帝。
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多大的可信度，孝庄太后本身就潜心佛法，而五台山又是佛教名山，前往五台山许愿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五台山流传的关于顺治帝出家的故事可能是为了更出名而编造出来的。
顺治帝是被郑成功杀的吗？
郑成功的郑万龄在整理祖上遗书的时候发现了郑成功戎马一生的记载，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有下属密报郑成功，在高崎之战中顺治帝被炮火击中而死，清廷不敢将此事对外公布。
还有一段是这样说的：郑成功的父亲郑志龙投降清廷，多次给自己的儿子郑成功写信希望儿子能投降清廷但都失败了，顺治帝并没有怪罪郑志龙。
在顺治帝在厦门被炮火击中后，与郑志龙有仇的大臣苏克萨哈对康熙说：“郑成功可以炮击我们的先帝，难道我们不能处死他的父亲吗？”
康熙听从苏克萨哈的建议，将郑志龙处死。
不过此种说法还是有很多疑点的：
顺治究竟有没有御驾亲征？
郑成功确实有说打死了清将领达素，但并没有说打死了顺治帝；
其次南明大臣给永历帝的奏报中，也未提到顺治帝一事。
清军与郑成功对战是在5月份，而新皇帝康熙即位是在正月，前后相隔这么长时间确实说不过去
说到最后
顺治帝究竟是死于天花，还是出家为僧了呢？
确实还没有有利的证据能够说明，我们也只能从现行的史料中推测一些信息。
清世祖顺治最后到底是出家还是驾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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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帝最后的结局，是死亡，还是出家当和尚? 应该是清初宫廷疑案之一。自顺治帝离开皇帝宝座、康熙帝即位后，就传出顺治帝的下落的疑问，具体说，他没有死，而是去了山西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
“出家说”坚持认为，康熙帝几度赴五台山进香，实际是拜访他的皇父顺治帝。此说在民间流传甚广，野史类作品，将此事描绘得真真切切，竟流传了 200 多年。至孟森及当代诸多史家已证此事为子虚乌有，以确切的史实，真实地证明顺治帝病死的真相。
然而，迄今文艺界的一些所谓“历史小说”、号称历史电视剧之“正剧”，仍然不顾历史的真实，大肆描绘顺治帝出家为僧的无中生有之事，此种做法，甚至比清末民初反清排满者有意糟损清史走得更远，也更荒谬。
一、从顺治不寻常的一生看他死亡之谜
顺治帝之死，是顺治朝历史的最后一幕。现在，就让我们把这最后一幕的历史画面真实地展现出来……
顺治十七年八月董鄂氏去世时，顺治帝年仅 23 岁，这是人生中花样年华的阶段，精力旺盛，如朝阳光芒四射；如喷泉，生命之源喷涌不止。人当此时，事业起步，生机无限，非有意外变故，谁也不会怀疑生命会止息。然而，顺治帝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就在董鄂氏去世仅仅 4 个来月，他的生命之火亦归于熄灭……
任何事物的演变，无不由微入渐。身体状况的变化，亦由身体的与客观环境的交互作用，从量变的积累而达到质的突变。用这个道理来揭示顺治帝的身体状况是非常合适的。
顺治帝 6 岁那年，父太宗去世，自此失去父爱。同年，他被推上皇帝的宝座，自此失去自由，不能自由自在的生活，实际已失去童年的生活，进入了复杂的政治生活，虽然不能处理朝政，却进行政治训练，因此，童年的顺治帝过早地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多尔衮摄政时，他不能与母亲在一起，“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
他的生活完全由乳母李氏负责，从他诞生那天，李氏就“入宫抚哺，尽心奉侍，进食必饥饱适宜，尚衣必寒温应候，啼笑之间，曲意调和……”这位李氏成了代理母亲，将他抚育成人。他的童年，是在没有父爱、又缺少母爱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心理受到伤害，感受不到父母给他的温暖，心灵深处的孤独感，使他的性格形成固执、倔犟的的特点。
乳母毕竟不是亲生母亲，她时时小心陪护这位小皇子，而很快登上宝座的小皇帝，更使这位乳母诚惶诚恐地侍奉，要之，总得顺着他的心思去做，如此下去，他的任性任情亦成了他的鲜明的个性。
多尔衮不让童年的顺治帝与他的母亲同住，而且一个月乃至几个月才见上一面。很显然，多尔衮有意淡化他们母子的感情，避免顺治帝受孝庄皇太后的影响，便于他控制顺治帝，也就控制了国家政权。可以想见，顺治帝是在多尔衮圈定的特定环境中生活，并慢慢长大。他的身心难以健康健全地发展。当他慢慢懂事时，开始明白叔父多尔衮的威严，不敢触犯，事事听从多尔衮的摆布。
心理受到压抑，亦伤害他的身体正常发育。因此，他的身体状况不佳，不像同龄青少年长得健壮，富有朝气，却显得赢弱，气力不足。
顺治帝 14 岁亲政。他的叔父多尔衮已去世，一切权力归于他执掌，没有人再控制他，的确，他自由了，但是责任却无比重大，治国、管理国家的担子都压在了尚未成年的少年皇帝的身上。他很要强，特别努力，已超出了身体能承受的程度。就说批阅诸臣奏章，他读不懂。多尔衮时，并未请老师教他读书，汉官的奏章都是汉文，多尔衮也未请人教他习汉文。所以，亲政后读汉官的章奏，他“茫然不解”。
于是，他“发奋读书”，习汉文，写汉字，苦读了 9 年，不仅能读能写，还写得一手流畅的好文章。他为董鄂氏写的《端敬皇后行状》，就是他刻苦用功读书的结果。为苦读书，他付出代价。因为用功过度，他曾经咯血。身体受到损害，也看出他的体质的确软弱。
使他的精神受到打击，严重损害身心健康，莫过于两次不幸的婚姻。他的第一个皇后，是多尔衮在他小的时候聘定的。他厌恶多尔衮之所为，本欲辞掉这门亲事，但吴克善已把女儿送来北京，便勉强成婚。从新婚之夜就闹别扭，婚姻即告失败。凭顺治帝的个性，与皇后不协，思想旨趣不一，在冷落 3 年后，遂下决心废后。
他册立的第二位皇后，又与他性情不合，能力不足，几欲再废。经母亲干预，虽保住了皇后，但他不予理睬，形同废后无别。只有董鄂皇贵妃最合他的心思，他爱得有些痴狂。董鄂氏有何“魔术”将他彻底征服?
其实很简单，也说不上什么“魔术”，读过他写的《端敬皇后行状》就会明白，这位贵妃除了美丽之外，主要是她的思想、品格特别符合他的要求。从顺治帝的饮食、起居、穿衣冷暖，到喜怒哀乐，以及日常处事，这位贵妃处处体贴关怀，处处善解人意，她自身的行为举止，包括对她父及家族的待遇，她都检查，从不提额外要求。
她的生活很节俭，不用金玉装饰自己。这一切，都使顺治帝感到安慰，他的精神有了寄托，感情有了依恋的地方。他自小缺少母爱。而董鄂氏如同“小母亲”，给了他想得到的一切关爱。于是，他把一往无前的爱都倾注在董鄂氏的身上。以他的性格，他爱得那么执著、真挚，不可动摇!
顺治帝的悲剧，就在于他与董鄂氏的爱刚刚开始，就突然中断了。先是他们的爱子夭折，继而董鄂氏归“道山”去了，即成永别。这接连的打击之重，远远胜过前两次婚姻的不幸。他的爱的“港湾”被击毁，他感情依赖和寄托之处不复存在。他的精神世界一片空白！当此极度痛苦之时，他万念俱灰，遂产生出家之念，欲彻底摆脱人间的烦恼，求得灵魂的安宁。
二、从顺治的佛教情缘看他出家之谜
长久以来，人们把顺治帝之死改为出家为僧，确也事出有因。《顺治帝独宠董鄂氏》已提到其出家之事，语焉不详。
这里有必要简述此事之来龙去脉，有助于揭开顺治帝结局之迷。
顺治帝崇佛、信佛，并非始于董鄂氏死后，而是在此之前很早就接触了佛教。史载，顺治八年十月，顺治帝奉皇太后，携皇后至北京东行猎。在回程中，曾途经滦河、遵化等地，在这两处都有娘娘庙，顺治帝都亲历其处，给庙中僧道士等赏赐银两。这也许是他第一次“触佛”？惟满文档案中保存此项记载，而《清实录》却只字不记，也许是避讳皇帝礼佛事，不致引起人们把顺治帝信佛同此次活动联系起来。
此次“触佛”，竟使顺治帝与佛结下“佛缘”，次年五月，他就下令将在景忠山修行的僧人“别山”召入北京，安置在西苑椒园，并改为禅室，敕封他为“慧善普应禅师”。据时人所见，顺治帝对于学佛的子弟特别崇敬，使学佛“日开奔竞之端”，椒园也成了学佛问佛的场所。
据说，顺治帝对佛学悟性甚高，有独特的理解能力，心有灵犀一点通。佛家称“禅悟”。他的“禅悟”之高，令佛家中的人也感到惊异。顺治帝开始并扩大同佛家的人交往。他慕名请来江南名僧玉林与木陈来京，亦住西苑万善殿，他一有机会，便过来与他们讨论佛学。这两高僧对顺治帝产生了重要影响。
玉林即玉林琇，任湖州（今浙江吴兴）报恩寺住持。顺治十六年二月召他进京，顺治帝拜他为师学佛。他的法名“行痴”,就是玉林给选的。木陈即木陈忞，是宁波天童寺住持。顺治十六年九月奉召入京。顺治帝对他同样尊崇，关系更为密切，顺治帝甘愿执弟子礼，两人悟佛参禅，无不一拍即合。他曾流露出欲为僧人的意念。
有一次，他对木陈说:“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每常到寺，见僧家明窗净几，辄低回不能去。”又说：“财宝妻孥，人生最贪恋摆拔不下的。朕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觉亦风云聚散，没甚关情。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指木陈）出家去。”如果不参禅到极深的程度，他绝不可能说出这番话来。
次年五月，在京已住了大半年的木陈南归，顺治帝以依恋不舍的心情，特书“敬佛”两字相赠。其真迹，迄今尚存。
顺治帝此心向佛，早已有之，只是他无法摆脱尘世间各种藩篱，至少说，他还牵挂其母皇太后，不忍弃母绝尘而去。当然，木陈和尚也不赞成他出家，还是力劝他打消此念。然而，当其爱子与爱人相继早亡，如前所叙，他痛不欲生，竟“寻死觅活，不顾一切”，服侍他的人，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求死不得，惟有出家，彻底脱离凡尘。此时，他觉得再无牵挂，故擅自决定剃度，才闹出剃发的一出闹剧来。因为发现及时，立即予以制止。
这就是顺治帝所谓出家的始末，到此为止，所传他到五台山清凉寺出家、以驾崩来掩饰其出家等事，根本没有发生，换言之，纯属子虚乌有！
顺治帝最终因病不治而夺去了生命。去世前，他的身体状况已现先兆。他本来身体就赢弱，至两皇后与之不协，使他“郁懑成病”。他为此郁郁寡欢，思虑过重，以至夜不能寐，睡眠严重不足。他曾说:“朕再与人同睡不得，凡临睡时，一切诸人俱命他出去，方得睡着。若闻有一些气息，则通夕为之不寐矣。”这是神经衰弱的严重症状。
他为失去董鄂氏，更加重了病情，身体急剧衰弱下去，变得消瘦，以至骨瘦如柴，形容枯槁。顺治帝已预感自己的生命将枯竭，难以长久。还在木陈南归前，董鄂氏尚在世，有一次，顺治帝却像个预言家，向木陈谈起自己的生命问题。
他说，老和尚您许愿朕 30岁时，来为朕祝寿。这或许可以等待。报恩和尚（玉林琇）答应朕40岁时来祝寿。朕是绝对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木陈很惊讶,说:“皇上当万有千岁，何出此言?”
顺治帝用手弹一下脸颊，说：老和尚相朕面孔，还有点好看吗? 他自叹:“此骨已瘦如柴，似此病躯，如何挨得长久!”
无论是相面，还是望气，顺治帝及他的师父都预感到他难以久持。他们不幸而言中，只是比他们的预料（以 40 岁为极限）来得更早更快!
三、顺治驾崩的历史证据
刚刚入顺治十七年十二月，已属岁尾，一切如常。为庆贺元旦的到来，宫中已动手准备过年应置办的各种物品，诸如宫女、太监及内务各部门开始忙了起来。顺治帝虽说情志不舒，仍然强打精神，照常处理政务，取其重要，简列十二月内他办的政务：
初二日，他派内大臣索尼祭端敬皇后（董鄂氏）；赏“军政卓异”总兵官张勇等两将袍服；
初五日，他向吏部发出谕旨，要正确处理诸臣世袭官职问题。他说：“朕念诸臣世袭官职，得之不易；国家延世报功，典至重也。”存在的问题是，如无子孙，其世职“即行停袭”。他认为，此项规定不妥，对不住已逝去的功臣，他更改原定政策，此后，凡系世职，有子有孙者，照常袭替外，那些“无亲生子孙，有本生祖、父及亲伯叔、兄、弟、侄男，侄孙，概许袭替”，此项要“永著为例”。凡与此不合的，即予改正。
初八日，重新规定攻克城池功劳的等级。此前，顺治帝指出“凡克城功次，应视攻战艰若、敌兵多寡而定，不可论（被克之）城中之贫富。”兵部据此指示，重拟条令，趋于合理。
十一日，礼部奏报元旦庆贺礼仪事。顺治帝指示：元旦免行庆贺礼。下旨，免去江南邳州、萧县、宿迁、沐阳等县顺治十七年内受水灾额赋不等。
十三日，指示礼部：“端敬皇后在日，奉事皇太后，克尽孝道，赞助朕躬，裨益良多”，故“一切丧祭典礼，悉从优厚”数月以来，因办理丧事，“诸凡吉典，皆暂停止”。现在，可以恢复，如郊庙、视朝、庆贺诸大典,“俱照旧举行”。
十八日，批准理藩院题：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等，每年应各进贡白马八匹、白驼一只，即“九白之贡”。
二十三日，皇第八子永斡生。批准吏部遵前旨补办应袭世职人员。
二十四日，其乳母李氏病逝，顺治帝为之哀痛，回忆自出生至成人，皆系李氏哺育。指示礼部，对乳母“追封恩恤，宜从优厚”。
二十八日，遣官分别祭太庙、永陵、福陵、昭陵、祭五祀之神等。
二十九日，十二月的最后一天，遣内大臣苏克萨哈祭端敬皇后。
在十二月内，还处理了几起贪官案，提拔一批将吏、表彰节烈妇等等。几乎每天都忙于政事，没有一天休闲或行乐之事。一切都很平静，社会安定。人们都在准备过个太平年。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元旦到了，整个宫廷早已张灯结彩，充满了祥和的节日气氛。按往常惯例，皇帝上朝，接受文武百官行庆贺礼。然而，顺治帝不上朝，免诸王文武百官行庆贺礼。也许，他已没有这个心思，心中充满了苦闷，再也乐不起来；也许，他从佛家看世俗，不愿再做这些过眼烟云的故事，还是以清静为好。
正月初二日，正是新年的第二天，顺治帝“不豫”——病了！他似乎没有在意，近臣也没有去想会有什么严重后果，有御医在，及时诊治，很快会康复的。不幸，初四日，信郡王多尼突然去世，年仅 26 岁。顺治帝于病中，还追封他为多罗宣和郡王。
初六日，他指示礼部：“大享殿会祀大典，朕本欲亲诣行礼，用展诚敬。兹朕躬偶尔违和，未能亲诣，应遣官恭代，著开列应遣官职名具奏。尔部即遵谕行。”晚上，顺治帝病情突然恶化。
顺治帝患有何病，竟使病情发展极快? 原来，他已传染上了“天花”，当时称“出痘”。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以那时的医疗水平和人们对医药知识的有限了解，出痘被视为不治之症。一经患上此病，九死一生。所以，没有不惧怕此病的。当时，人们防范的方法，只有将患者隔离，谨防传染。
清入关前，在沈阳专设“避痘所”。清太宗赶上几场天花疫情，他便到避痘所躲避一段时间，力图割断疫情蔓延，他本人不受传染，待疫情好转，再出来。满州人很惧怕进关内居住，不服水土，很容易传染上。事实是，进关后，皇宫中许多人主要是年轻人，不断早亡。蒙古人、西藏人，都惧怕这种病。所以蒙古人等最怕夏季进京，惟恐自己染上天花。康熙帝在承德建山庄，气候凉爽，成为接见蒙古、维吾尔及藏人的政治场地。他们很乐意来这里。既是避暑，也是“避痘”。
清军入关后，也出现过天花流行的疫情，比如，顺治八年十二月，天花流行，顺治帝即离开皇宫，到一处“净地”躲避。他指示，一切奏告违法的人，不得到衙门去告状。目的是防止接触，也有利于他们防止受传染。
顺治帝终没有逃过这一劫难，在 10 年后，也是这个寒冷的季节，染上了天花。他的体质差，抵抗力弱，一染病，便发展迅速，尽管服用了最好的药，有最好的医生，也是无力回天。仅发病 4 整天，已成病危之势。初六日这天，他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达他的谕旨；京城内，除十恶不赦的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用此好生之德，来祈求他的病好转。据历代皇帝的做法，如行此善事，就说明皇帝的病已到了异常严重的阶段。
顺治帝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需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确立他的继承人。他继位时间短，还很年轻，诸皇子还小，加之当时尚未制定出建储的制度，所以，他一直未曾考虑继承人的问题，连朝廷大臣们也没议过此事。此时已到最后时刻，趁他尚清醒，赶快作出决定。他征询母亲——皇太后的意见。
鉴于汉文化和明制的传统，皇太后明确表示，应将皇位传给她的嫡孙。顺治帝共有8个儿子，长子和四子已夭折，只有次子福全和三子玄烨年龄在 8 岁以上，但都是庶出，其余4个儿子都很小，不过牙牙学语，刚会迈步，最小的才出生 10 余天。很自然，就在福全与玄烨中选一个。按顺治帝意图，想立福全，但太后的意向在玄烨身上。
顺治帝就召见他最信任的钦天监监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征求他的意见。因为汤若望与皇太后、顺治帝个人的关系极好，他平时建言，都被顺治帝采纳，给予汤氏以极大的信任。汤若望对立嗣这件要事，却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认为，福全与玄烨年龄相差不多，各方面条件也很接近，但最重要的差别是，玄烨已出过痘，身体具有免疫力，这可以保证他今后不会再患有这一可怕的疾病，对大清江山必有好处。福全尚未出痘，这就不能保证他能否患此不治之症。
汤若望用西方医学知识终于说服了顺治帝，当即同意并决定立玄烨为嗣皇帝。继承人的问题已获解决，皇太后及近臣们都放下心来，顺治帝亦觉安慰。历史证明，选择玄烨——未来的康熙帝，是顺治帝为清朝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汤若望其功尤不可没。
时间已到了半夜，顺治帝病情继续恶化，他感到生命垂危，事不宜迟，该写遗嘱了！他命太监速将王熙与麻勒吉传来养心殿，为他起草遗嘱。
王熙，顺天宛平（北京西郊）人，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累擢至弘文院学士，至顺治十五年（1658 年）再擢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再加尚书衔。
麻勒吉，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顺治九年（1652 年）翻译举人会试第一，殿试一甲第一，授修撰。作为一个满洲人，科举取得优异成绩，脱颖而出。顺治帝非常器重他。次年，以兼通满汉文,“气度老成”,擢弘文院侍讲学士，后又擢学士、教习庶吉士、经筵讲官。他屡次犯错，两度该革职、籍没，都被顺治帝保护而轻处。顺治帝爱惜人才，满洲人才很少，故对他宽大。
十八年命以“原衔入直”。王熙与麻勒吉，分属汉、满，各以才学著称，又很年轻，才思敏捷。顺治帝相信他俩在紧迫的情况下，一定会把他的遗嘱完整、准确地表达出来。
王熙与麻勒吉于半夜奉召，料到顺治帝的病已处危险状态，遂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养心殿。顺治帝一见他们，有气无力地说：“已患痘症，势将不起。”吩咐他俩就在御榻前速撰遗诏。
王熙看到顺治帝不久人世，忆起往昔恩遇，不禁悲从中来“伏地欲泣”，手抖动而不能写。顺治帝勉励他抑制“哀痛”一熙遵旨，与麻勒吉边听顺治帝口述，边作记录，边整理，很快写出第一段，让顺治帝过目。这时，顺治帝气喘吁吁，呼吸困难，难以支撑。王熙急忙建议：他们据皇上刚才口述，将其余部分的遗诏内容移到乾清门撰拟，再进呈皇上过目。顺治帝点头，表示同意。
王熙、麻勒吉即退下，赶到乾清门西朝房，迅速草成遗诏全文，交给内廷侍卫贾卜嘉，转呈给顺治帝审阅。由贾卜嘉诵读、顺治帝听后，当即提出修改意见。贾卜嘉将顺治帝审后的遗诏稿，再交给王熙与麻勒吉进行修改，然后，再返给顺治密。如此往返 3 次，共修改三遍，直到顺治帝满意为止，这时，天色已明，初七日，新的一天开始了。顺治帝指示，由麻勒吉保管遗诏，等他“更衣毕”，即与侍卫贾卜嘉“奏知皇太后，宣示诸王贝勒”。
初七日，顺治帝又熬过了一天，已经是气若游丝，连睁眼的力气也没有了。御医们的医术与药方皆已用尽，此时束手无策，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皇上停止呼吸的那一刻! 诸王大臣及宫廷执事们都在静静而不安中等待着。终于等到了半夜，顺治帝在养心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让历史记录下这一时刻: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夜，子刻，享年24岁。
顺治帝一去世，就把他的遗诏“颁示天下”。顺治帝的遗诏与任何一位皇帝的遗诏都不同，可以说，别具一格，他不是列举自己的功劳或成就，恰恰相反，他是自责自怨，自我批判，逐一列成“罪状”, 公之于众。
顺治帝自责，列出 13 项罪过。遗诏的最后部分，公布其第三子玄烨为皇太子，持服 27 天后，释服，即皇帝位；并指定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保翊幼主，佐理政务”。
这篇遗诏自列罪状，学术界有一种意见，认为是母责其子之言。其实不然。顺治帝还是以佛家的心性看待人生，举凡不足，皆称“罪过”。他按佛法时时检讨自己，敢于说出自己的不足，佛教宗旨，是劝人向善，凡于人不善之行为，都被视为罪恶。顺治帝信佛，崇尚佛家清净、无欲、与人为善的信条，这反映在他多次下诏自责。
大约从顺治十三年（1656 年）以后，至死前遗诏，至少已做三次公开自责。一次是在顺治十三年三月，他谕礼部:“朕自亲政以来，夙夜冰兢，不敢怠忽，务求克当天心，光昭祖德。”但近来“冬雷春雪，陨石雨土，所在见告”等等,“皆朕不德所致”。他承认“今水旱连年，民生困苦，是朕有负于上天作君之心，一过也”；其次,“今疆圉未靖，征调频兴，是朕有负于祖宗付托之心，一过也”；第三，“朕有负于百姓望治之心，一过也”。有此“三过”，使他“恐惧靡宁，抚躬身责”，其目的是“实图自改”。
顺治十七年（1660年）正月初，顺治帝又一次自责。他指示礼部：“朕荷天眷佑，缵承祖宗鸿绪，统御天下，夙夜乾惕，图所以乂安海内，永底升平，十有七年于兹。乃生民尚未尽遂，贪吏尚未尽改，积习相仍，未臻丕变。且滇黔虽人版图，而伏莽未靖”，诸如此类问题，在在皆有，使四海万民感到失望，这并非他自己“未尝励精图治”，追查原因，“实由（个人）凉德所致”。
因此，他“反复循省，罔敢即安。兹欲引咎自责”。此事关系重大，为表达他的诚意，他要“自责”，需祭告天地、太庙、社稷，还要“布告中外”。他要求礼部尽速作准备，选择好日期，再向他奏报。
至正月二十五日，顺治帝正式“省躬引咎”，向全国颁诏，实行大赦。诏书文字较长，不便遂一征引。他“自责”的基本内容，以及为什么要“自责”，已在给礼部的指示中说得很清楚。他首先说明，他已于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已分别祭告天地、太庙、社稷,“抒忱引咎”，自今以后，元旦、冬至、生日等给他送的庆贺表章,“暂行停止”。
为弥补自己的失误，他特颁“恩诏，加惠元元（百姓)，应行事宜，开列于后。”赦免内容，主要有：对各类罪犯，除犯“十恶”不赦及贪官等不赦，其余都减等；各省拖欠钱粮，如属民欠，皆免。满洲兵丁生活困难、各地孝子、顺孙、节妇等，均给优恤；投诚降清者奖，处罚逃人降等、救济全活百名以上穷民者，皆给予优待等等。
据此可知，顺治帝临终前的遗诏，与上引两次自责，从思想到内容，完全一致，可以说，这一遗诏，应是对前两次“自责”的总结，换言之，是在前两次“自责”的基础上形成的。退一步说，不管出自什么动机，这种深刻自责，深刻反省，诚为可贵，其精神亦非一般人所能做到，一个至尊的皇帝，敢于否定自己，不言功而专言自己的过错，实属超凡脱俗。
这完全出自他个人的反省，不可能是其母责备其子而书列 13 条罪状，换言之，作为母亲不可能向自己的儿子身上泼脏水，污损其子的名声。一句话，这是顺治帝的个人行为。况且在起草遗诏时，有满汉两臣边听边记，整理成稿后，又经顺治帝亲自改过，其真实性，是无须过疑的。
诏书中最重要的决定，除了宣布玄烨即皇位，就是任命四辅臣辅政。这是对“摄政”体制的重大变革：原由本家摄政，一改为异姓的满洲大臣为辅政，也是防止个人专权的一项防范性的举措。这一决策，肯定有其母皇太后参与其事，给予支持。
顺治帝的丧礼自正月初八日正式开始。办丧礼的过程十分繁杂，繁文褥节，自不必细说。他的灵柩停放百日后，实行火化，由他的密友僧人茆溪森主持，在寿皇殿前焚烧火化。他的骨灰被装入“宝宫”，不过是一个坛子。
于次年即康熙元年五月，由辅政大臣等护送，至遵化，葬人他生前挚爱的女人董鄂氏的宝宫，两人合葬一墓，满足了顺治帝永远同她在一起的愿望。
顺治帝去世两个多月后，已到了三月，给他上尊谥曰：体天隆运英睿钦文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庙号世祖。顺治帝去世了，标志着一个短暂的时代的结束。玄烨即位，一个新的时代即康熙时代开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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