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武王伐纣具体年代解决了吗？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中介绍过类似的内容，也许能解答您的问题，仅供参考。利簋西周王朝经常举行各类赏赐活动，当年作为西周官员的利，也得...
武王伐纣具体年代解决了吗？
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中介绍过类似的内容，也许能解答您的问题，仅供参考。
利簋
西周王朝经常举行各类赏赐活动，当年作为西周官员的利，也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他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簋，故名为利簋。
利的官职在当时叫有司，就是部门主管，这件簋的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它珍贵的秘密藏在哪儿了呢？长久以来，中国的学者一直对史书上的记载有所怀疑，其中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史记》中对牧野之战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到，当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殷商王朝竟然组织起了七十万人的作战队伍，且不论以三千多年前的人口和调度能力，七十万人作战是否太过夸张，就连牧野之战发生的时间都有至少44种结论。辉煌伟大的周王朝是什么时候建立的，我们竟然都没能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这实在是太让人遗憾了，好在青铜利簋出土了。
簋是一种古代食器，用来盛装煮熟的谷物类主食。西周等级森严，一些用于祭祀和宴飨的器物，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成为礼制的象征，这就是所谓的“藏礼于器”。天子在祭祀、宴飨、随葬时使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以此类推，不能越级使用。
自此后的三千多年，礼乐成为中国人的思想准则和行为规范，中华民族自誉的礼乐之邦也由此而来。作为西周贵族的常备礼器，簋本身并不十分罕见。利簋的珍贵，恰是因为底部的三十余字铭文揭晓了武王征商的时间，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惟甲子朝，岁鼎。翻译成现代文就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首先，专家采取了碳十四测年法，将西周初年遗存中出土的碳样进行检测，框定出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公元前1050至前1020的年代范围，天文学家依据铭文中所记甲子日岁星，也就是木星在中天的天象下，参照《国语》记载的天象记录，精确计算出武王伐纣发生于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由此，这一历史学的著名悬案终于告破，利簋居功至伟，可以说它下了商周的界碑。
当然，对于这三十多字铭文的解读，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异议，只能说目前我们只是暂时得到了一个大体上还算认同的说法。如果我们要想得到最终的定论，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
其实，对于一个并不从事学术研究的普通人来说，欣喜的不仅是了解到商周更迭的年份，更是拜千年不断的文字所赐，通过一件文物三十几个字，居然能和三千多年前的祖先们交流，而簋的上半部分形状被现代人用的碗沿袭下来，依然作为食器盛放谷物，被我们捧在手掌，也捧在心上。
武王伐纣具体年代解决了吗？
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武王伐纣的具体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这一结论与江晓原团队的结论公元前1044年1月9日仅相差2年。而在此之前，关于武王伐纣的年代有40多种论述，时间跨度逾百年。
此前，另一个呼声很高的年份是由已故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提出的公元前1057年左右，张钰哲先生根据《淮南子·兵略训》中“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的记载，认为：“假使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星，那么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1056年。”
注意，张钰哲先生的观点里有一个关键词“假使”，即他推算出公元前1057年前后出现过哈雷彗星，但并不确定古文献中的彗星是否确指哈雷彗星。但之后引述其观点的学者与学术杂志似乎都回避了这个“假使”，使得这个结论成为学术圈最广为接受的一个年份。而江晓原教授的团队通过天文学史的研究，认为武王伐纣时遇见哈雷彗星的概率微乎其微。
古文献《尚书 牧誓》中对这次大战的记载：“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而年代为周初的青铜器“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檀公簋”）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也印证了《牧誓》记载的可靠。再结合天文学史的数据比对，江晓原团队的结论是：
武王于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出兵东征，在出发后的近一个月内，岁星于日出前出现在东方天空；
次年即公元前1044年1月3日师渡孟津；6天之后的公元前1044年1月9日在牧野之战中克商，此时牧野当地时间为凌晨4时55分，岁星正位于上中天，地平高度约60度。
据说这一结论与《国语·周语》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描述的伐纣天象大体吻合，唯有一条“岁在鹑火”不符，最终未被夏商周断代工程采用，而是选择了陕西天文台刘次沅的验算结果。不过，个人其实更倾向于江教授团队的结论